阮炜：不走形式普选的中国式民主【5】

2012年5月24日，乌克兰基辅，执政党和反对派议会上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最终说来，竞争性公选只有同其他民主制衡措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才能获得实质意义。也只有在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即能够有效制约公权力的方法并将之制度化以后，才谈得上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和民主话语。若以是否实行普选为尺度，以上政治样式很可能并不被视为民主，至少不被视为严格形式意义上的民主，但它们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无疑，属于民主本身无疑。

中国式非普选民主亦即以善治为根本目的、小范围竞争性公选的民主样式，并非要全盘否定已有的民主实践，更非要否定民主理念本身，而是要充分汲取已有民主实践的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是对既有民主样式的扬弃和超越，对民主本身的深化和发展，是民主理念在中国国情下的具体呈现和发扬光大。若操作得当，我们不仅可望走出一条新的民主道路来，更可能对民主理念本身产生冲击，从而改变人类的民主观。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中国人便欣然接受了现代民主理念。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速了思想转变：源自西方的新理念既然是“进化”的产物、优胜劣汰的结果，不采纳这些理念，不就只有开除“球籍”的份儿？于是，不仅民主共和以眼花瞭乱的速度一跃而成为主流思维，我们甚至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连袁世凯以国情特殊、民智未开为由企图恢复帝制，也拟定了君主立宪性的《新皇室规范》，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亲王、郡王……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14]这也是为何在“洪宪复辟”失败以后一百年多的历史上，国共两党都不断推动各自的民主制度建设，都各自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而其中意义最深远者，莫过于两岸都实现了最高权力的和平更替，都杜绝了各级权位的终身制。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君主制下最高权力世代相袭的观念已被彻底摧毁，君主制一去不复返了。若采用普选之标杆，这可能不被视为形式意义上的民主，却定然是实质民主，是民主本身。

在过去一百年里，无数中国人为民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困惑、沮丧。但只要承认，现代条件下的可持续民主必须以稳定的社会、强大的国家和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前提，只要承认民主的根本目的不在实现某种政治样式而在善治，即基于尊重公意、约束公权力、政治参与、高质高效决策的国家治理，只要不拘泥于西方样式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全民大选等外在形式，便不难发现，那种认为民主跟中国人无缘，专制集权才是中国人宿命的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民主追求决非徒劳无功，期间虽经历过诸多挫折，走了不少弯路，中国样式的民主却一直在或快或慢地向前推进，十八大三中会以后必将更加快步伐。前路漫漫，好事多磨，事实将证明中国式民主的前景是光明的，而在特殊国情下要实现我们的民主愿景，只能推行非普选民主，舍此别无他法。

注：

[1]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氏族式民主普遍存在。除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民主以外，诸多其他民族同样实行这种民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表明，迦太基虽是混和政制，但民主成份相当多，与希腊民主政制大同小异，混合了贵族寡头政体成分的迦太基民主甚至比雅典民主更为优越。人类学家摩尔根同样把雅典民主与易洛魁人和阿兹台克人等的民主放在一起考察，把它们一并归入氏族民主的范畴。唐虞时期以至春秋时代，华夏民族也实行过与雅典民主相似或至少可比的制度，即“禅让”。1960年代以前凉山彝族的民主更与雅典民主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就连在通常认为高度专制的古代两河流域，早在古希腊之前上千年便实行了集体治理意义上的氏族民主。参Daniel E.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Mari and Early Collective Govern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全书。也参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9，第4章。

[2]参李绍明，《凉山彝族奴隶制》，《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吴恒，《凉山彝族家支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246页；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10-112页。

[3]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70-120页。

[4]《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5]“《21世纪》记者对皮特·鲍泰利的采访：中国将证明一党制与民主并不冲突”（采访时间为2013年6月25日》，载《观察者网》2013年12月12日头条。

[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

[7]无论是古往今来何种民主，也无论我国当前乃至未来将推行何种样式的民主，都不应把民主绝对化、神圣化，而应以良好的治理或善治为根本追求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在盛赞19世纪英美民主实践的同时，也赞叹两国政府权力集中的程度大大超过先前时代。如果政府不能适当集中权力和行使权力，连起码的公共秩序都不能保证，民主了又如何？在托克维尔看来，良好的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有效表达，是善治；不良政府不仅不表达公共利益，反而危害公共利益。

[8]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页23。

[9]此处参阅了郑酋午，《欧美和中国分别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载《改革内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2011年第43期，页45。

[10]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上册，页154。

[11]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全书。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页94。

[12]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7月19日。

[13]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4]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薄注》，载《袁世凯》，《维基百科》2011年10月30日。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