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不走形式普选的中国式民主【4】

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形成大体上独立于西方的民主话语

非普选民主、普选民主都是可能的民主样式

十分清楚的是，非普选民主并不是从书生头脑里产生的一个伟大发明，而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分析和总结而得出的一种看法或观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民主虽不认同西方的民主样式，却并不是对民主理念本身的否定。恰恰相反，非普选民主深深植根于已有的民主理念，是民主本身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国情下的呈现或者表达。事实上，普选作为诸多可能的民主样式之一，既不是民主的终极目的和尺度，也不是民主的唯一操作方式，更不是实现富强的唯一途径，而是一种有较多政治参与、对公权力制约较为有效的治理样式。历史告诉我们，欧美各国和日韩无不在普选之前便已富强，新加坡和香港同样未搞普选便已高度繁荣，甚至可以说已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善治。暂不论普选民主的缺陷，其与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并没有什么内在关联。但正如普选民主是一种可能的民主样式那样，非普选民主也是一种有较大程度政治参与、对公权力制约较有效的民主样式。

从古到今，人类经历了不知多少样式的民主，从氏族议事会式的集体治理、雅典全民公投式的直接民主到近代以来的议会式间接民主，从国家层面的首脑大选、公投民主到社区或乡镇层面的直接民主，从英美式的两党制民主、法德意式的多党制民主、瑞典和日本式的一党制民主（从理论上讲这两国虽实行多党制，但几十年来大体上是一党执政，即事实上的一党制），再到中国式的“基层民主”，不一而足，但大体上讲，人们不会否认这些治理形式都是民主。换句话说，不能因为此民主样式不同于彼民主样式，便否认它是民主。

不仅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民主形式，即便同一个民族也会因不同需要而发展出不同的民主形式，例如美国和瑞士不仅在国家层面实行议会式间接民主，而且在社区或乡镇层面也在重大事务上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做出决定。国内外经验告诉我们，在现代条件下，通过政治参与来节制公权力意义上的民主固已成为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观，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但具体操作方式却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各国应根据其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摸索出适合自己具体国情的道路来。事实上，不仅西方民主与非西方国家民主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而且各西方国家之间以及各新兴国家的民主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

正因为如此，各国才发展了适合具体国情的民主样式和相应制度安排，想照搬也做不到；即使照搬过来了，也难免橘生淮北。某个邻国几乎一字不差拷贝了美国宪法，实行看上去几与美国一模一样的民主，但几十年下来这种民主已沦为一种一大选便大开杀戒的杀人民主，一种从一般官员到总统几乎无人不贪的贪腐民主，难免不成为世界的笑柄。

推进民主固然应考虑国情，在当前情势下更应考虑基于国情的非普选民主，但正如仁义礼智信、自由、法治具有普遍意义而非中国或西方所独有的那样，民主也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决非西方所独有。事实上，与仁义礼智信一样，科学、民主、自由、法治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12]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此，执政党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执政党同样清楚地意识到，我国在保障宪法赋予人民基本权利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所以执政党中央一再敦促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13]民主固然应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应保证决策和执政的效率和质量，但公民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好在中国社会大体上已经有了一种共识，即在工业化、城市化、富裕化、信息化条件下，民众不可能仍像从前那样沉默被动，其利益诉求应得到比从前有效得多、及时得多的表达；民众不仅已具有表达其利益的意志和能力，也拥有表达的渠道和资源。民主或许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却定然是适合工业化、城市化、富裕化、交通便捷、信息通畅、权利意识高涨条件下的政治理念和生活样式。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问题已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或者说以何种速度、何种方式推进中国样式的民主。

推进中国样式的民主，就要扩大选官队伍，切切实实让更多普通党员、公民和干部参与到选拔党政领导人以及党代表、人民代表的活动中来，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生活中来，在现有国情下这意味着应以推行小范围竞争性公选的方式来提高参政水平，来制约公权力。但这并不是推进民主的唯一途径。也应利用既有的制度平台，如各级人大、政协和党代表大会等等，无论此类机制目前还多么不完善。除公选以外，还应有其他监督和制约措施，如各种形式的社会舆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及公开、对领导干部进行公开考评、政务信息公开、公共信息透明、人民代表质询、纪检信息公开、党内问责、行政问责、群众测评、干部情况公示等，即所谓“基层民主”的种种操作方式。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