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不走形式普选的中国式民主【3】

不断推进的民主观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推进对于民主的认识，近年来甚至已开始形成大体上独立于西方的民主话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氛围和认识进步，一度被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话语近年来在知识界已一定程度去意识形态化，相异甚至相反的观点不再像从前那样彼此之间形同水火、绝对排斥，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能相互包容，此即所谓“我活你也活”。无论持什么样的民主观，我们已大体形成这种共识：一切手握权力者都容易滥用权力。[10]很多中国人甚至已认识到，民主虽能对治滥用权力之顽疾，却并非必然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议会混战、政党恶斗、拉票买票，并非必然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全民大选，或各级议会选举和行政首脑直选。民主的本质在于对人民负责，在于发展出一套符合国情的约束公权力的有效机制。其最终目的在于善治，而非把既有民主的外在形貌依样画葫芦地照搬过来。这就是推行中国式非普选民主的根本理由。

曾几何时，我们还对民主和自由不加区分，总是把民主自由相提并论，以为民主与自由总是肩并肩、手拉手，有民主必有自由，反之亦然。但现在我们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11]实践也表明，民主有一个适用范围，应当限制在民众利益的表达以及人民代表、行政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方面。民主虽可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但不应无限制地扩大到经济生活、行政管理，以及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

尤其重要的是，民主不等于分散削弱国家权力，而恰恰相反，应起到强化国家权威，提高国家能力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健康、良性的民主无不依赖强大的国家。中国固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欧美样式的民主，但即便这种有缺陷的民主也建基在高效能的国家之上。进入高福利社会以后，欧美各国民主制的深层次问题虽浮出水面，但至少在此前一百来年里，它们正因为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同时又开出种种约束公权力的机制而明显提高了国家效能。事实上，建基于法律、法规和法则的国家权力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政体来说都是必要的。没有起码的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决策效率可言，甚至无法有效地提供国家安全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等基本公共必需品，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工业化时代尤其如此。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19世纪的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都在推进民主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国家能力，甚至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也是政府集中权力进行有效治理的最新事例。总之，既有民主样式即便有严重缺陷，在一定条件下也确然能使国家权威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能更有效地集中权力，提升国家能力。

但同样清楚的是，过度的权力集中，尤其是法治不健全、经济快速发展、贫富急剧分化之转型时代的过度权力集中，必然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继续用权力寻租，以特权致富，而不愿甚至阻扰政治改革。这势必给民众本已高涨的不满情绪火上浇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的平等诉求、自由诉求和公正诉求日益强烈的情形下，甚至可能使社会和国家陷入动荡和动乱的境地。换言之，如果经济改革已使我国国力大增，民众权利意识高涨，政治改革却依然停滞不前，公民参政依然停留在低水平，过于强势的公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衡，行政审批依然过多，行政管制依然过于严苛，对经济、教育和文化的行政干预依然过多，对社会事务依然大包大揽，官员手中依然握有不受节制的自由裁量权，国家就势必成为“利维坦”怪兽，这必将对国家民族造成巨大危害，不仅将保不住几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甚至可能出现政治和社会危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将受到严重威胁。这就是执政党和政府当前正积极推行“简政放权”、号召晒“权力清单”的根本原因。

应当强调的是，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推翻“三座大山”，不断发展，实现文明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为关键；晚清以来倍受屈辱的贫弱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共产党的领导至为关键。尽管如此，在权利意识高涨，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国际化、信息化的当今时代，中共也必须与时俱进，积极推进民主，使更多党员和公民深入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使公权力得到更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惟其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才能得到缓和。惟其如此，社会公正才能得到有效保证，真正的善治才可望实现。惟其如此，中共才能长久保持执政地位。然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我国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制约，以至贪腐猖獗，几成顽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选拔、任免各级党政领导人的关键权力仍局限在一个太小范围，许多掌握关键权力的官员很难说是向广大党员和公民负责，所任用官员也很难说全一心为党，廉洁奉公。正因此故，推进民主成为当务之急，推行非普选民主应提上议事日程。

也应看到，三十几年来年均9.5%的经济增长虽已使中国变成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制度漏洞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更养成了一种拥抱资本、疏远劳动的社会风气。在这种形势下，若继续只提当年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不顾其“共同富裕”的呼吁，将有百害而无一益。事实上，今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已不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是效率与不公的矛盾，产业转型升级、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所亟需的提升消费、扩大市场与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内需不振、消费市场难以扩大之间的矛盾。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推进民主很大程度就是缩小财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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