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聯邦法院上月中旬作出判決，責令谷歌在用戶舉報和要求的情況下，必須刪除“誹謗性搜索提示”，這等於是對谷歌搜索的“自動填充”功能做出了限制。有人認為聯邦法院的這一判決對規范德國互聯網具有裡程碑意義。

　　管理互聯網正在全球范圍內摸索、展開，在輿論的壓力下，一些大型網站增加了自律。比如美國臉譜網站幾天前宣布將對員工進行內容識別和刪除不當言論的培訓。在正出現大規模騷亂的土耳其，政府猛烈抨擊社交媒體是土耳其“社會穩定的頭號威脅”，類似譴責也曾出現在英國議會。

　　互聯網世界千奇百態，它所依存的現實社會背景又大不相同，這使得管理互聯網很難在全球形成統一做法。各國的現實做法都是立足本國實際，選擇最能維護本國公共利益的方案。

　　英國是互聯網管理比較成熟的國家，將有害信息分為三類，即非法信息、不良信息和令人厭惡的信息。很多國家借助法律、行政以及行業自律和技術支撐等多種渠道，盡量保障互聯網發展對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建設性。

　　中國是互聯網對社會生活介入度比較深的國家之一，也是對該不該以及如何管理互聯網爭論較多的社會。其中一個原因是，互聯網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中國社會的“民主化”及“多元化”進程，它所產生的復雜作用很難用非黑即白的絕對評價來概括。

　　一些人宣稱在中國實施任何互聯網管理都是“打壓言論自由”，這種極端說法在一些圈子裡產生了誤導乃至欺騙性。這種聲音同時獲得西方輿論力量的支持和推動，使得在發達國家被視為正常的互聯網管理，有時在中國會遇到額外阻力。

　　讓反對互聯網管理的人今后不再反對，這已不太現實。但中國主流社會需對管理互聯網的必要性形成堅定共識，這很重要。

　　選擇與現實更契合的管理方式，更易於獲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由於輿論已經存在的復雜性，尋找這樣的方法並不容易。方法問題其實是互聯網管理難度最高的部分。

　　比如過去的管理措施經常是悄悄進行的，而一段時間以來，重大管理措施和行動都公開採取，提前宣布或及時說明，效果就明顯更好。社會在逐漸理解互聯網管理的實際內涵，領會社交網站的應有邊界。

　　絕大多數中國人既想要互聯網上的言論開放，也想要這個國家的有序性，人們能大致明白互聯網上的言論自由不能與國家的現實秩序相抵觸。因此管理互聯網有著強大的社會共同利益為基礎，它決不僅僅是政府的意志，中國社會是它的實際委托者。

　　中國人見的世面越來越多，對互聯網是怎麼回事，對民主和自由的真諦是什麼也越來越了解。該刪的帖還是要刪，需要讓所有人越來越清楚什麼樣的帖會被刪掉，什麼樣的發言會被追究責任，直到那些散布有害言論的人自己有了忌憚，在真正的公共利益面前退縮。

　　互聯網是虛擬社區，但應當避免那裡出現一些蒙騙網民的政治及道德陷阱。讓網上少些謠言，讓欺人害國的鼓噪受到抑制，這樣的管理應當依法依規堅決推行。(作者單仁平是環球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