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現了關於憲政及相關問題的思想論爭。論爭中的一方有一個由來已久的前提性預設：一定要到西方去尋找智慧，尤其要到英美法等國家去尋找真理。很多西方人也有這樣的優越感，認為他們承擔著啟示、教導東方人的神聖義務。這種看法的普遍性與它的真實性之間，有很大的距離。著眼於歷史，一個總體性的格局是：東方啟示西方。人類最高智慧總是源出於東方（包括“近東”與“遠東”），然后再向西方擴散。

西方文明被概括為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對西方的塑造作用怎麼高估都不過分。但對於西歐以及后來的北美而言，基督教卻是來自東方的智慧。基督教的聖城是耶路撒冷，耶穌誕生、成長與活動的地區就在現在的巴勒斯坦。按照西方人由來已久的地理觀念，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都屬於“近東”。兩千年來，源自“近東”的基督教、耶穌以及《聖經》，無可爭議地成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從根本上塑造了西方的政治、經濟與文化。

即使是在“遠東”，中國的儒家文化對西方的啟示也曾經得到普遍承認。在18世紀的法國，重農學派的領袖人物魁奈極為推崇中國文化，對孔子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論語》遠勝古希臘哲學。伏爾泰在《哲學辭典》的“論中國”一章中，亦對孔子表達了崇敬之心：“我鑽研過他的著作，我還作了摘要﹔我在書中隻發現他最純朴的道德思想，絲毫不染江湖色彩。”

德國的萊布尼茨也強調中國文化對西方的重要性。他說：“就思辨的科學而言，歐洲較為優越﹔可是在實踐哲學方面，換言之，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與政治，我們實不足與中國相比擬。……我們的愚昧，使我們沉淪於不幸之中，同時我們自身，又創造了苦難。如果理性是一付清涼的解毒劑，那麼中國民族便是首先獲得此藥劑的民族。”

18世紀西方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評價到了19世紀以后出現走低的趨勢。不過，雖然魁奈、伏爾泰、萊布尼茨等人對中國文化的推崇逐漸被人遺忘，但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見解絕非荒誕不經。相反，在西方世界的問題越積越多、改與不改都很難的當下，重新定義東方、重新理解東方、重新發掘包括源出於“近東”、“中東”、“遠東”的東方智慧，並把這些東方智慧進行創造性的轉化，無論對於東方還是西方，都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