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輿論聚焦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的庭審現場。對於這起被外界視為中央“打老虎”的大案，公訴機關曾在起訴書中連用“四個特別”直陳其情節及后果之嚴重。筆者認為，將曾被稱為“中國高鐵之父”的劉志軍送上審判席，除了彰顯法紀威嚴之外，還有三大破舊立新的“溢出”效應。

第一，破除“能干能貪”的能人文化，提升發展廉潔度。劉志軍可謂是典型的“能吏”，他曾把“犧牲一代人，實現大跨越”挂在嘴邊，數年間融合西方高鐵強國技術並趕超了其近半個世紀的先發優勢，讓一度羸弱的“鐵老大”在高鐵加速度中成為“明星部委”，甚至奧巴馬也以中國高鐵為例喚起美國人的“危機感”。然而，盡管2010年被視為“高鐵年”、人們戲稱劉志軍為“劉跨越”，但司法機關追繳的8億多元涉案贓款和370余套房產表明，其在背地裡將“干事不干淨，干淨不干事”演繹到何等驚人之程度。換言之，靠貪賄支撐的高鐵速度靠不住，靠腐敗維系的跨越成果保不住。解決中國的改革發展問題，必須讓科學發展與“廉潔發展”相依存，讓“干淨干事”與官員職業生涯相伴隨，而絕不能與“能干能貪”畫等號。

第二，破除監管失位的特權領地，保障國民幸福指數。劉志軍2011年落馬后，“7·23”動車事故、鐵道部被撤等相繼發生，鐵路壟斷之患和特權改革之難引人唏噓。有人說，三聚氰胺事件舉國震驚，而動車事故舉國震怒。因為在網絡社群間彌散的無助無奈、無法釋懷和無安全感，觸發了“中產之怒”這一最嚴重的“次生災害”。人們憤懣的是壟斷和特權之害，是高鐵“工程上馬，群官落馬”背后的貪賄黑洞，以及對基於生命安全的國民幸福感的深度焦慮。劉志軍2003年任鐵道部長后拒絕打破壟斷，導致“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的改革議題屢被擱置，而且形成了“拾高鐵一粟，可一朝暴富”的潛規則和利益共同體。如5家涉案央企以串標、圍標、回扣等方式承攬高鐵項目，曾被國資委明文要求自查整改。其實，“打虎”為治標之舉，鏟除“養虎”的特權領地才是治本之策。

第三，破除權力勾結資本的權貴幻夢，增加執政安全感。時下最流行的官場小說，或許都難以描摹出劉志軍與商人丁書苗打造“黑金政治”的內幕。劉志軍撥弄高鐵輪盤的建設史，正是丁書苗從農婦到數十億身家的暴發史。而劉志軍幫助丁書苗做大做強企業，很大程度上是為自己的仕途打造“經濟基礎”，以備需要之時用金錢鋪路。值得關注的是，其讓丁書苗“撈”落馬下屬何洪達一人就花費近五千萬元，所累積形成的資本實力和政治干涉力可見一斑。所幸的是，就今日審判席上的劉志軍而言，其個人政治野心已宣告徹底幻滅。而對整個執政體系和干部隊伍來說，防止“權力勾結資本，資本配置權力”才是真正的考驗，更是建設廉潔政治、維護執政安全的百年大計。

(作者是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