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有它自身的承受力。當香港輿論反對引渡斯諾登的聲音日高，內地這方面的輿論也愈發活躍時，美國對有可能“無法引渡”斯諾登實際上有了一定思想准備。中方應創造條件，讓美方最終放棄從香港引渡斯諾登的希望，而要避免美方將希望寄托在對香港和北京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上。

美國在斯諾登事件上是不佔理的，它能對香港和中國內地耍的“脾氣”因此有了局限。隻要斯諾登沒被引渡回美國，這件事就仍是美國的麻煩，最多加上點“中美關系”的麻煩。如果斯諾登從香港被引渡，這件事就會轉變成香港及中國內地的麻煩，會引發人們的大量不滿，動搖很多人的信心。

中國已是大國，利益廣泛，各種麻煩也會與我們發生千絲萬縷的關系。對此我們需要泰然處之，不主動招事，但當一些事臨到我們頭上時，不可急於擺脫，而應認真權衡利弊。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性主要力量，會吸引一些人，他們會希望中國成為他們的“庇護地”。隻要是大國，都無可避免承當一些庇護者的角色。一個對任何人都不提供避難所的中國是無法積蓄道義力量的。

中央政府不表態，香港特區政府表態模糊，這樣的分寸把握是恰當的。現在應當讓輿論引導這件事情的處理。因為輿論的方向符合中國國家利益和香港特區的利益，政府在含糊表態的同時，完全沒必要同社會的意願反著來。

至於美國有議員憑空抹黑北京，暗示“斯諾登可能正在與中國政府合作”，我們根本沒必要受其影響。美國議員歷來嘴大，中國豈能被他們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