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風暴中，多名高官落馬，有的源於公民實名舉報，有的“毀”於情婦反目，有的是紀委和巡視組發現的。輿論對這些落馬貪官的報道有一個共同點，即輿論和公眾對這些官員落馬前的監督，基本處於真空或空白狀態，落馬后則是報復性、扎堆式的曝光，一切骯臟的勾當都抖出來了。事前監督的空白，與事后曝光的集中﹔落馬前一邊倒的贊揚，落馬后一邊倒的狠踩﹔落馬前的堂皇形象，與落馬后的丑陋齷齪，形成鮮明反差。

就拿某昔日位居高位的官員來講，其在位時媒體的公開報道中從未見過他半點負面新聞，可落馬后每天都有猛料曝出：怎麼斂財的，怎麼買官賣官的，怎麼玩女人的，怎麼道德敗壞，怎麼粗暴專制——他被描繪成無惡不作的丑惡嘴臉，這便形成一種莫大嘲諷：此人干了這麼多壞事，作風品性如此惡劣，為什麼落馬前媒體沒有半點兒報道，紀委監察部門沒有半點兒察覺？其實，越是試圖將落馬貪官描繪得盡可能的黑，越是嘲諷著監督體制的無能。

民間對此有一個形象說法“打死老虎”，老虎死了，是可以隨便打的。媒體曝光官員的丑聞，是媒體在行駛輿論監督的權利，可像這種對落馬貪官一邊倒、跟風式的狠挖，能叫輿論監督嗎？在某種自上而下的傳播驅動下，習慣性地將落馬貪官描繪成無惡不作的妖魔，完成對貪官的丑化和妖魔化，將其淹沒在“反腐人民戰爭”的海洋中，在對貪官的集體道德審判中完成一次宣泄，將所有對腐敗的不滿都移情到對這隻“死老虎”的深惡痛絕中。這，是一種報復性宣泄：落馬前無法監督，落馬后必須狠狠地踩。

痛打“死老虎”，輿論和公眾僅僅獲得了一種虛幻的反腐快感，輿論監督被演繹成一場輿論宣泄，這個過程中並無監督，隻有報復性宣泄。一場起底式的狂歡之后，腐敗依舊。因為缺乏正常的輿論監督，這種“落馬后貪腐大起底”除了滿足窺私欲外，並不能對官員形成真正的威懾力。那些圍觀者只是將這些落馬者看成偶然的個案，自信這麼倒霉的事不會落到自己身上。

落馬前對官員的監督，才叫真正的輿論監督，也才會對公權力形成充分的威懾和約束。在新媒體的助力下，加上民權意識日益彰顯，高層反腐決心不斷強化，輿論監督的能量呈上升趨勢。可受制於各種限制，輿論監督的力量仍很脆弱且軟弱，一方面很容易被形形色色的阻力扼殺，另一方面，一定級別的官員，其實往往游離於輿論監督之外——在一些位高權重的部門，甚至監督一個局級、處級干部都非常難，這便導致落馬前是監督真空，隻能在落馬后去報復性地“鞭尸”。

監督的真空是權力的保護傘形成的，而不是媒體的失職。不想監督的記者不是好記者，不想曝光的新聞紙隻能算廁紙，可阻力重重，輿論監督的微弱之光很容易就被掐滅。這甚至形成了一種怪誕的分裂，同樣的行為，官員落馬前后的報道描述完全不一樣。某個高官落馬后，媒體報道其開會時喜歡嚼口香糖時，其一邊嚼口香糖一邊打斷下屬這樣的細節，在落馬前可能會被描述為“不拘小節”、“有親和力”、“個性官員”，落馬后則會成為作風蠻橫、不尊重下級、獨斷專行的佐証。落馬前有些行為被描述成“雷厲風行敢做決斷”，落馬后則成了“作風粗暴缺乏民主”。落馬前都是孔繁森，落馬后都是王寶森，落馬前一切都是好的，落馬后一切都是惡。

這種輿論生態完全不正常，一些官員一步步地滑向腐敗的深淵，難道不也與這種缺乏正常監督的輿論氛圍有關系嗎？對於官員的報道，日常報道越干淨，落馬后的報道會越臟越丑陋越惡心。輿論監督的目的是限制權力作惡，沒有輿論監督，落馬后“報復性起底”必然臭不可聞丑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