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6月26日報道 美國《外交》雙月刊7/8月號（提前出版）發表了題為《模仿，直到制造出來》的署名文章，作者卡爾·勞斯蒂亞拉和克裡斯托弗·斯普裡格曼在文章中指出，有些人認為，中國仿造泛濫的現象存在深刻的文化根源。但一個更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無法創新是因為缺乏對知識產權強有力和穩定的保護。如果沒有此類保護，仿造者將削弱和超過發明者，進而造成創新投資枯竭。

　　文章稱，對美國決策者和管理者來說，中國仿造的規模和范圍足夠糟糕。據中國政府2006年公布的一份文件說，自主創新包括“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華盛頓將這視作官方對盜版行為的許可。美國政府認為遏制中國的仿造行為至關重要，而且告誡中國改變其方式，並向WTO提起訴訟。

　　但美國對中國盜版的擔心和憤怒放錯了地方。仿造並非美國商界領袖和政界人士常常認定的災禍。實際上，仿造並非總是創新的敵人，因為仿造也有有用的一面。幾乎所有的創造都以之前的工作為基礎，而且能夠自由仿造和改進現有設計，這將推動時裝、金融和軟件等各種各樣的領域。仿造還能鼓勵更強的競爭，拓展市場和建立品牌。

　　文章指出，對中國公司和個人來說，仿造具有不只是削弱西方競爭者的不可抵擋的好處。許多中國人通過仿造其他地方生產的原創商品獲取了有價值的設計和制造技能。這樣仿造的結果是買得起的產品和服務，讓數以百萬計中國人能夠享受消費社會的產品。盜版創造的價值推動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壯大。對銷售真品的西方公司來說，中國的中產階級代表一個巨大的潛在新客戶群。

　　出於這些原因，對中國山寨經濟的任何明智政策都必須從對下述事實的理解開始，即仿造和創造相關聯，仿造既可以是有益也可以是有害的一股力量。鑒於中國的仿造行為既有好處也有代價，再考慮到中國在歷史上對西方壓力的抵制，美國在推動中國改變知識產權上的政策和做法方面耗費那麼多政治和外交資本是不值得的。

　　文章稱，認為創新和仿造本質上是矛盾的傳統觀點是不正確的，因此，主張美國在阻止中國剽竊知識產權上要採取非常強硬的立場也是錯誤的。實際上，華盛頓對北京仿造文化的嚴厲方式太生硬，反映了一種過於簡單化的創新觀點。而且這一方式也不大可能取得成功，因為美國將難以戰勝中國公司和個人依靠仿造的強烈動機。

　　文章稱，自由仿造在中國也有重要的社會內容。中國令人驚異的增長帶來的一個關鍵副產品是急劇加大的經濟不平等。這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滿，尤其因為中國的窮人越來越暴露在當代消費社會可以提供的所有好處之中。相對自由的仿造可以幫助緩解或者至少掩蓋中國巨大的經濟差距。

　　如同中國其他許多事情一樣，山寨的含意正在經歷劇變。就像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期指出的：“山寨曾經是一個用來暗指廉價和低檔貨的詞語，但如今對許多人來說它意味著中國人的某種聰明才智。”

　　文章認為，中國容忍、甚至縱容仿造的做法對西方企業來說未必是災難。中國數量巨大的人口仍然貧窮，隻有少數人買得起西方的產品。因此，仿造西方產品未必代表銷售損失。相反，這些仿制品往往是真品的有效廣告。

　　從長遠來看，公開仿制可以構建對西方創新的需求。微軟創始人之一比爾·蓋茨有關中國軟件盜版的一句名言是，“既然他們打算偷，那我們就讓他們偷我們的。他們將變得有點兒上癮，然后我們會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候想辦法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