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於7月10日至11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經濟領域三大議題為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促進結構性改革和可持續平衡發展、金融市場穩定與改革。在金融市場穩定與改革議題上，最迫在眉睫的具體問題當屬美國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必然帶來的沖擊及其防御。

隨著美國經濟復蘇日益穩固，就業市場日益改善，量化寬鬆政策對美國經濟復蘇的必要性已經淡漠，其刺激資產泡沫的副作用則愈發凸顯，退出的前景正日益逼近。然而，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樣，以重新收緊貨幣政策為特征的量化寬鬆貨幣戰爭第二階段將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新興市場經濟體首當其沖，我們不能不防。

回顧歷史，正是在1970年代“尼克鬆沖擊”引發西方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的貨幣戰爭中，西方主要經濟體步入“奔騰式通貨膨脹”時期，利率水平提升則相對滯后。在此背景下，其它國家紛紛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債務融資，即使與西方陣營敵對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蘇聯當時將引進外資列為戰略措施，其“九五”期間引進西方資本共計176.61億美元。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這場后發國家債務融資的盛宴便因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鐵腕推行的緊縮貨幣政策而告終。他的鐵腕造就了“耶穌以來最高的實際利率”（時任西德總理施密特語）且長期居高不下，債務融資條件急劇惡化。以1982年墨西哥無力償還外債而引爆全球性債務危機為開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重災區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國相繼陷入“失去的十年”，波蘭外債危機更催生了團結工會，由此啟動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的歷程。

今天，不少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社會風險的積累再度達到了不可忽視的水平，即使許多熱門新興市場也不例外。今年下半年之后和明后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發生經濟社會震蕩的風險較高，有可能重蹈發展中國家和蘇聯東歐集團從1970年代繁榮落入1980年代債務危機的覆轍，引爆這種轉折的潛在風險因素之一是初級產品行情下跌，其二則是美國等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轉折。

由於美國經濟復蘇態勢穩固，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很可能在今年年內出現，屆時由此引發的資本流動逆轉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國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更對其它宏觀經濟穩定性明顯低於我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產生較大沖擊。我們曾經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貨幣政策收緊如何將發展中國家推向貨幣金融危機深淵，如今來看，這樣的危機可能會重演，最近這兩個月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市場的大幅度震蕩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

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和蘇聯東歐集團的全面債務危機中，中國曾與墨西哥式債務危機驚險地擦肩而過。在這一次美國退出量化寬鬆的潛在危機中，由於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經佔到中國外貿的一半左右，由於中國資本流動和對外貿易的規模巨大，盡管中國抗沖擊能力與其它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可同日而語，但有了這樣的歷史教訓，鑒於山姆大叔一貫的傲慢態度——“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是你們的問題”﹔我們仍然不可忽視這一沖擊的風險，更需要為了整個世界經濟的穩定而向美國據理力爭。

（梅新育，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海外網評論頻道原創，轉載請注明來源海外網（www.haiwainet.cn），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