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臨武縣免去了城管局局長職務，並對死亡瓜農的家屬迅速做出賠償。瓜農的親屬們似乎接受了善后方式，但輿論遠未接受。除了傳瓜農家屬是“表面接受”，實則“另有苦衷”，質疑賠償款給付“太快了”昨天又成為互聯網輿論的新追究。臨武縣城管鑄下傷人致死的大罪，帶來輿論對臨武縣基層工作的全方位痛批，而且越批發現那裡的漏洞越多。

城管把整個臨武縣政府都“拖下水”。圍繞城管暴力執法這件事，臨武縣沒有任何“解釋”的余地，輿論再激烈的批評它也要聽著，反思和調整都勢在必行。從臨武縣撤城管局長這個動作可以看出，縣政府似乎認識到了其在事件爆發之初“維穩”的一些做法過於簡單，他們在努力跟上輿論的要求。

大量評論指出，像很多基層政府一樣，臨武縣對城管的基本認識出了偏差。比如城管對商販首先應是服務，但他們把自己完全當成了管理者。這種批評在道義上是正確的。

然而在輿論場之外，很多熟悉基層工作的人也發出另一類抱怨。他們沒有為犯罪的城管辯護，都認為必須將那幾個人繩之以法。他們是抱怨輿論對臨武縣善后工作的要求“過於挑剔”，對基層工作的整體要求是“理想化”的。

這種觀點一是認為目前輿論的主流批評者來自於一線城市，其中不少人很有見識，理論水平高，引入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先進城市管理理念。但輿論熱點事件大多發生在縣、鎮級的基層，那裡的政府管理水平達不到一線城市的要求，不僅社會文明與一線城市有差距，干部隊伍見的世面和綜合能力也都有不少欠缺。

互聯網輿論在把中國當成一個道義上的整體，但中國基層同一線城市的種種差距卻是現實和明顯的。很多地方的基層社會處於欠發達狀態，在中國這樣的“等級社會”裡，人、權、財、物都向高端走，但任務和要求卻層層向下壓，基層政府被迫“小馬拉大車”，遇事難免漏洞百出，遭到一線城市輿論的口誅筆伐。

比如城管的首要職責“是服務而不是管理”，這種觀念很先進，但一些人認為，它在基層得到落實需要城管和商販的同時改變，它就是基層社會的綜合進步過程。它並不像一些一線城市的批評者想象的那樣簡單。

當前的社會治理似乎“僵”在了各種認識的不對接上。而要輿論照顧基層小城鎮的“現實落后”幾乎沒有可能。不斷提各種要求，不管基層政府做得到做不到，它們都按照自己的規律不斷推陳出新，這是輿論的天性。

然而放任這樣的差距將是可悲的。現在可行和現實的做法是加強對基層政府人、權、財、物的支持，尤其是推動人才從高端向基層流動，同時對基層政權的構架進行必要改革，那裡的問題是幾大班子以及主要事業型組織都配得很齊，但一些崗位成了閑職，而承擔責任最重的一線管理服務部門又嚴重人力不足。

在互聯網時代，基層已經成為敏感問題的最前沿，而那裡的處理能力不僅薄弱，而且覆蓋率不足。但基層“出事”的負面政治影響卻很容易成為全國性的。緩解這一問題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