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空軍轟炸機

還有，蘇聯從建國之初，便開始建立人口民族主義機制，並將其作為國家和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即蘇聯價值觀標准。這一機制最終形成了諸多社會群體，他們的個人利益獲取的途徑，主要是通過鼓吹和利用民族主義，所以，蘇聯的民族問題，有相當一部分產生於蘇共黨內，蘇共制定的民族政策中，可以找到很多在“民族”與“人民性”之間自相矛盾的地方。此外，蘇聯的民族人口政治方面也顯示，社會體系表現出多樣性和相互的抵觸，這方面與蘇聯社會政治基本原則十分相像。

蘇聯民族危機還表現在，中央對各個加盟共和國資源的壟斷和監控十分嚴厲，引起地方對中央的不滿，這種不滿最終演變為抵觸和反抗。俄羅斯研究蘇聯解體的學者指出，在蘇聯最終解體前，中央與各加盟共和國之間齟齬不斷，矛盾愈演愈烈。蘇聯中亞諸國曾強烈批評莫斯科，沒有向他們提供足夠的國家補貼，以發展少數民族文化與經濟。而中央政府則批評地方政府，逐年要求中央追加財政投入，目的不是為了發展當地民生，而是企圖擴大地方政治和經濟勢力，達到與中央抗衡的目的。

蘇聯時期，為了確保國家經濟一體化，逐步建立了統一的國民經濟配套體系。蘇聯后期，隨著經濟問題不斷加劇，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經濟關系失調，經濟發展呈現出閉關自守的態勢，自我保護主義傾向日趨嚴重，蘇聯后期，莫斯科無力協調和解決日趨危險的國家經濟關系。地方經濟發展的放任自流狀態，以及中央肩負不起主導和協調國家經濟的作用，最終導致地方經濟失控引發政治事態失控，結果隻能是蘇聯國家傾覆。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