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一些案件偵查審判的爭論不斷在中國媒體上匯集，釀成輿論事件。其深層原因是一些人對司法公正的不信任。不斷有人批評中國並無法治，而是仍然處於“人治”狀態。這樣的不滿和指責對公眾認識國家產生不小的影響。

中國早已提出“依法治國”的響亮口號，它事實上也成了中國上下今天的真實共識。“人治”從來不曾是中國推崇的政治理念，它是我們對改革前、特別是文革中一些混亂政治和社會現象的總結。法治是中國政治進程的重要目標，我們已在法治建設的路上走了多遠有待評估，但今天的中國顯然早已不是“人治”國家。

個人的意志已在中國做不到“無所不能”，無論他是誰。除了體制改革產生的內在制約力，輿論的監督和壓力如今無處不在，不依法辦事正遭遇越來越多被揭露的機會，一位平民通過輿論挑戰違法的位高權重者一再成為現實。

但中國的法治至少今天仍與美國等西方社會不是完全對應的關系，今后大概也會有差別。依法治國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就已形成，中國今天的法治是以現實社會經濟發展為基礎，學西方法治社會經驗為己用的過程。

中國的政治制度同西方有重大區別，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也與西方不同，這決定了西方法律制度不能作為中國法治的絕對樣板。把這個問題想明白，我們就會對中國的法治建設建立起客觀、理性的評價體系，推動、支持中國的法治進步，而不是陷入中國怎麼做都不如西方的絕望論和虛無主義。

現在是讓法律承擔社會治理主要角色的轉軌時期，與此同時，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不能削弱，它們是中國凝聚力、前進動力和社會穩定的基石。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同政治制度的鞏固和完善形成彼此促進的探索，這樣的相互促進在西方曾經實現，它在今天的中國也勢在必行。

一些激進的聲音認為，中國法治建設隻能以改變和削弱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為代價，這是極大的誤解。如果受這種認識支配，就不會看到任何法治進步，眼前將一團漆黑。

中國法治建設中的最大問題是司法權威不夠，它更多是社會建設層面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司法腐敗介於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之間，繞開終審上訪的盛行尤其暴露了社會建設的不足。

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借助法律或與法律遭遇的幾率都低於西方社會，讓法治向草根社會滲透還有漫長的路。互聯網幫助很多人越過這一過程，對一些著名的案件發表意見，這實際造成了中國的“網上普法運動”，倒逼司法公正，同時它也會帶來臨時性的負面效果，對具體案件審理形成民粹主義的壓力。這與行政干預構成了對司法的雙重壓力。

需要看到，這些層出不窮的糾結指向一個總的目標，即把越來越多事情的裁決權交給法律，而且讓這樣的裁決越來越公正。隻要不從西方的視角對國家政治制度耿耿於懷，任何人都有理由透過各種事件紛至沓來的喧囂，對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斷前進持樂觀態度。

連薄熙來都走上被告席了，還有誰能在中國法律面前特殊？連唐慧那樣的弱女子都討回了尊嚴，司法公正還有什麼樣的障礙是絕對不能沖破的？不要說法律的這些伸張都是“偶然的”，它們都在為依法治國的拓寬和深耕打下樁子。

依法治國還有很多問題是開放的，有不確定性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走一條既學習西方、又要在中國行之有效的法治建設之路。法治將重塑中國，中國也將發展、重塑法治概念的內涵。中國必須成為人類社會治理的創新者。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