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領導”政策遇挑戰

與進入軍事轉型的脆弱期不相稱的是，美國同樣認為維護其“外交和國際承諾”是其核心國家利益，其中除了一般的軍事同盟的承諾之外，還包括諸如“不得使用化學武器”之類的國際規則。但恰恰是因為其軍事力量的下降，美國防務界認為更必須使其他國家認為美國的國際承諾是可信的，如果在敘利亞危機中放棄已經畫出的紅線，那麼就正好刺激了其他對手進一步挑戰美國，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有鑒於此，美國防務界堅持保留一部分用於“遠征”的特種部隊或者海軍陸戰隊，在大量削減武器裝備的情況下堅持維護在中東和東亞的軍事基地和后勤供應體系。但是，這種力量既非常有限，又必須以美國隨后進行大規模動員為后盾。這使得它在並不直接關乎美國安全的“維護國際准則”的議題上並不適用。因此，奧巴馬團隊在中東領域通過在利比亞的軍事行動確立了“背后領導”的政策，這一政策實質上是將維持中東地區總體穩定的任務交給歐洲盟友尤其是英國和法國。根據新的戰略設計，美國在中東將僅僅保留一些軍事基地作為“濱海立足點”，為其盟友的維穩行動提供外交和部分軍事支持。

奧巴馬的“背后領導”政策在美國國內頗受支持，其在敘利亞危機中也一直堅持這樣的路線，然而正當其准備復制利比亞模式時突然發現包括英國在內的北約盟友普遍不願承擔這一軍事負擔，隻有法國積極表態。很可能正是這種局面打亂了奧巴馬的原有設想，美國面臨著要麼“領導在前”要麼“放棄領導”的兩難局面。前一種選擇顯然難以完成，政府內部主要鼓吹者就是以克裡為代表的自由干預主義者，但是鑒於這一部分人中很多人，例如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和新任駐聯合國大使鮑威爾都與奧巴馬政治關系極為親密，因此這些人不會對奧巴馬強硬施加壓力﹔然而后一種選擇同樣不可接受，在以國務院為代表的政治官員看來，這種做法將嚴重損害美國外交承諾的可信度。因此，歐洲國家的態度使得奧巴馬原本最可能採取的有限空中打擊政策無法與“背后領導”政策相契合，而且又沒有其他明顯可取的政策選項。

借咨詢國會調整態勢

事實上，奧巴馬現在面臨著非常困難的戰略選擇，而其安全班子內部也對是否應當先交由國會投票表決存在分歧。對白宮而言，先向國會進行公開咨詢的主要不利在於，不論結果如何都將損害白宮政策的自由度，尤其是當國會的意見與白宮政策相反時，會增加白宮做出決策的國內政治成本，而收益相對而言則相當有限。

首先，美國國會贊成干涉並不會降低實際的軍事成本、增加軍事撥款，更不會促使美國的歐洲盟友改變既有態度﹔其次，美國國會如果最終表示反對，那更是對白宮聲望和美國國際信譽的重大打擊，奧巴馬政府是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來間接地扭轉對敘利亞態度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總統本人就不是一個頂住壓力做出決策的領導人，而只是一個遭遇了國內外重大政治挫折的失敗者。簡而言之，奧巴馬既然最終決定將此事提交國會，那麼必然會全力促使其通過。

但另一方面，奧巴馬即使有把握在國會獲得支持，也不可能改善在實際操作中的困難處境，更不可能分擔他做出決定時所要承擔的政治責任，實際上國會也不可能在任何意義上“分擔”責任。以小布什為例，國會當時對其進攻伊拉克的支持既不能緩解外界后來對其的批評，甚至當時贊成的議員們也很容易找到各種理由改變立場。換而言之，這種做法往往是被用來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增進總統本人的聲望，或者改善與國會的關系，但是絕不可能希冀以之來分擔責任，減少壓力。

目前看來，咨詢國會這一步是奧巴馬團隊內部態度各異的成員都可以接受的選擇。考慮到隻要對軍事行動加以限制，例如不派駐地面部隊進入敘利亞，美國國會不大可能通過決議反對奧巴馬採取軍事行動，因此奧巴馬很可能要利用這一緩兵之計爭取到的時間來坐實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的証據，在“志願聯盟”已經很難成形的情況下再次嘗試在聯合國安理會獲得授權。總而言之，咨詢國會這一步隻有建立在奧巴馬已經決心要進行軍事干預時才有意義，因為這比單純的等待聯合國的調查結果更為有利。這並不代表奧巴馬在軍事打擊問題上出現了猶豫，而是要在目前的高成本的“領導在先”的模式下獲得收益的最大化，保証美國的這場“秩序之戰”能獲得最大程度的國際威懾力。

美國將一直保持較為克制的戰略態度，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美國現有的有限國際承諾和義務的有效性，確保實際軍事力量的縮減不會導致美國同盟體系和世界秩序的不穩定。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對於美國國家安全而言是比推廣民主遠為重要的目標，因此很難相信奧巴馬會不對敘利亞進行有限的軍事打擊，而且他也會根據敘利亞政府是否“再次”違反這一紅線來確定進一步的政策。美國的國家力量確實正在且加速從中東和世界退潮，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會尤其注意在最初保障自身承諾和國際規則的有效性。奧巴馬政府也許並不希望對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但是為了威懾包括伊朗、朝鮮在內的其他國家在未來不要越過不同的“紅線”，美國認為必須要採取看起來似乎得不償失的軍事行動。（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學者 肖河）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