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溫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2】

1633年（崇禎六年）冬，李自成與張獻忠等合兵，沖破官軍包圍，渡過黃河而后入河南，下鄖陽（其區域大致相當於今湖北十堰市）﹔張獻忠部取信陽等地，馬守應部逼四川，李自成轉漢南。1634年（崇禎七年），李自成在興安（今陝西安康）車箱峽用計脫險后，攻殺平涼。年末，明朝廷又提升已於崇禎四年接替楊鶴任陝西三邊總督的兵部右侍郎洪承疇為兵部尚書，接替因招撫失敗放走李自成的陳奇瑜，總督陝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廣軍務，統一指揮各路官軍對農民軍實行殘酷圍剿。1635年1月，張獻忠等起義軍直搗明中都鳳陽府（今安徽東北），引起明王朝恐慌。1636年（崇禎九年）7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陝西周至）戰敗，被捕后犧牲。當年，李自成被推為闖王並率眾——與毛澤東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推為中央軍事指揮的經歷及所採取的突圍戰術相似——“以走致敵”、聲東擊西、避實擊虛，從渭南西進，連下階州（今甘肅武都），隴州（今陝西隴縣），寧羌（今寧強）。旋兵分三路入川並在昭化（今廣元西南），劍州（今劍閣），綿州（今綿陽）屢敗官軍。1637年11月，圍攻成都。同年，楊嗣昌會兵10萬，增餉280萬，提出——與蔣介石在江西採取的“步步為營”的圍剿方針相似——“四正六隅”和“十面張網”[7]策略，限制起義軍的流動性，以達到各個擊破、最后殲滅的目的。農民軍為此遭到重大打擊：1638年（崇禎十一年）1月，張獻忠兵敗降明。李自成圍攻成都多日未果，遂折師梓潼（今四川綿陽東北）遭洪承疇伏擊，失利后放棄四川北上入甘，在河州、洮州（今甘肅臨夏和臨潭地區附近）和洪承疇的追兵兩次交戰連遭失利。后又折而東返，轉戰川陝。10月，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孫傳庭的埋伏，近乎全軍覆滅。李自成帶著劉宗敏等18人進入陝南商洛山中。

鑒於農民軍受到重挫，崇禎調孫傳庭、洪承疇等往遼東防務線。此使處於革命低潮中的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獲得休整喘息。與此同期，東北方向狼煙再起：金軍於1634年、1636年（當年后金改稱“清”）和1638年三次入塞。

1638年5月，崇禎提出“剿兵難撤，敵虜生心”[8]的題目請諸臣破解，兵部尚書楊嗣昌為此提出“必安內方可攘外”[9]的解決策略：力主通過與清議和而得以全力清剿關內農民義軍，此提議得崇禎默許，但遭到宣大總督、勤王兵總指揮盧象升及全國上下的激烈反對，致使崇禎舉棋不定。而清軍方面則坐等李自成和朝廷軍隊的內耗進一步加劇以圖漁利。

由此后推三個世紀的同一時期，中國工農紅軍也在與國民黨軍隊進行著反“圍剿”戰爭。1930年11月，國民黨調集約10萬余兵力對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進行大規模圍剿。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殲滅國民黨軍1.5萬余人，活捉敵第18師師長張輝瓚，紅軍獲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1931年2月，蔣介石再發20萬人的兵力，採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對紅一方面軍實行“圍剿”。中央紅軍“誘敵深入”，連打五個大勝仗，殲敵3萬余人，繳槍2萬余支，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6月，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調集約30萬兵力，採取長驅直入、先擊破紅軍主力，搗毀根據地，然后再深入進行全面清剿的作戰方針。紅軍方面軍總前委決定仍以誘敵深入方針應對，斃傷俘敵3萬余人，獲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1932年5月，蔣介石採取逐次轉移重點，實行各個擊破，最后對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的方針發動第四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沉著應戰，黃陂、草台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萬余名，繳槍萬余支，第四次“圍剿”基本打破。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發動第五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路線把持中央領導機關，提出拒敵於國門之外的“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口號，與國民黨軍隊實行正面決戰，致使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並被迫進行長征。1934年11月湘江之戰失敗后，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為了糾正“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議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成為紅軍作戰的指導方針。遵義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責編：牛寧、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