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溫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4】

“歷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5]，但歷史鮮有相距三百年后連文獻用語都如此吻合的時段。大概是由於這兩段歷史所展現的驚人的相似特點，清朝以來多有政治家加入明史研究行列：治史者証其真偽，治國者察其興衰[16]。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注意研究明史。1933年蔣介石為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解釋道：“亡明覆轍，殷鑒不遠。”[17]他不僅要求兒子蔣經國讀明史[18]，亦要求軟禁中的張學良讀明史[19]。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要求高級干部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20]。郭沫若在文章開篇處說：

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21]

郭沫若說得一點沒錯，即使在他這篇文章發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對任何一個有民族使命感的人來說，都是不能釋懷的年份。

二、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22]17世紀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紀同年代的中國歷史所展現出的相似的歷史邏輯，由於歷史劇幕的主角群體不同，演繹出的卻完全是不同的結果：毛澤東沒有成為李自成，蔣介石也沒有成為崇禎﹔日本人更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續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被趕到台灣島。由此后推約三百年即
1644年4月25日（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景山）壽皇亭﹔1645年9月，李自成率部到達湖北通城，遇難於九宮山[23]。

重溫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們不難發現促成20世紀中國避免重蹈“亡明覆轍”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是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迅速抓住這個“時局轉換的樞紐”[24]、作出了與蔣介石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英明決策。事實上，毛澤東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建立統一戰線的認識早在日本打入東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澤東說：“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后，中國共產黨就在1933年，向一切進攻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停止進攻、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和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這個提議。”[25]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東北軍領袖的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西北軍領袖的楊虎城在西安華清池發動“兵諫”，扣留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在中共中央的主導和周恩來同志的推動下，事變最終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及全面抗戰的局面由此形成。

由此反觀三百年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等，則沒有如此遠見。他們看不到明末出現的滿漢民族矛盾上升和漢民族內部階級矛盾下降的時代特點，不是主動抓住而是機會主義式的透支性地反復挫傷崇禎向他們率先釋放的“寇亦我赤子，宜撫之，不必專戮”[26]的和解政策。這種被毛澤東稱之為“李闖式的流寇主義”[27]的作風，終使明王朝失去團結一致、共同抗清的歷史機會，也使農民義軍失去在共同對外的統一戰線中“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28]的歷史機會。

(責編：牛寧、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