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溫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5】

毛澤東和李自成都對明史非常感興趣

1628年，陝西三邊總督楊鶴上疏，建議在“遼東戰事節節潰敗，西南西陲又捉襟見肘，前后喪師失律，士馬芻糧器械一時俱盡，封疆元氣大傷”的情況下，當“嚴為之程，寬為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一靜”。對此，崇禎批示：“培養元氣，今日要務。”[29]1629年（崇禎二年），清軍第一次入塞，長期的遼東患亂已升級為民族沖突的戰火，同時黃土高原上的義軍烽火已成燎原之勢。當年崇禎在行人（掌傳旨、冊封等事務的官員）馬懋才反映陝西情況上陳[30]中批示“本內寬恤事宜一並申敕行”[31]。1630年（崇禎三年）2月，義軍攻宜川並圍韓城，崇禎在巡按吳煥加急上報的材料上批評當地政府“以撫失宜”，要求他們“加意輯綏，察吏安民，以底平康之治”[32]。8月崇禎在河南道御史王道純上疏中批復：“飢民嘯從，由地方官失於撫戢”[33]。當月又批復禮科給事中張第元上奏：“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撫字得法，自然盜息民安，撫按司道察宜核，著所司即與申行。”[34]1631年正月，崇禎在文華殿召見輔臣九卿及各省朝覲監司時談到三秦之亂時說：“寇亦我赤子，宜撫之，不必專戮。”[35]4月崇禎向陝西參政劉嘉面授機宜時再次強調：“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不可純剿。”[36]

與蔣介石在“皖南事變”中口是心非的作法完全不同，崇禎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1631年（崇禎四年）初，三邊總督楊鶴以隆重儀式接受受到重創的陝西最具戰斗力的神一魁起義軍“歸順”，楊鶴授其守備官職，發降兵飢民印票，允其回鄉。崇禎對此極為滿意，贊楊鶴“相機招安，允協朕意”[37]。為表示誠意，楊鶴下令官軍都安營休息，非奉總督軍令，不許妄殺一人，此政策使神一魁降軍處於完全自由的無約束的狀態。楊鶴還向皇上申請帑銀二萬兩，作為降丁的“續命之膏”[38]。

1633年（崇禎六年），金兵攻取旅順。11月，包括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在內的各部義軍首領向京營總兵王朴表示願意接受招安。在被接納后，各部首領中的10多人[39]還“環跪泣請，惟命生死”[40]。然而，就在官軍北向抗清之際，這些剛發過誓的人利用朝廷的優撫政策暗渡黃河，隨后即再度反叛：攻克澠池縣城后即向新安、洛陽進發。史載農民軍“來則十余萬，如飄風驟雨。卒難回避”[41]。湖廣、陝西、四川各地大吏，上章告急。

(責編：牛寧、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