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溫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6】

1634年（崇禎七年）初，廣鹿島明守將尚可喜降后金。7月，金兵攻克保安，沿邊眾城堡失守。京師戒嚴。8月，李自成被官軍困於漢中府興安州車箱峽。適逢大雨，弓槍生鏽，戰馬死亡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42]，向五省總督陳奇瑜表示願接受安撫。陳奇瑜請示並經崇禎批准后接受李自成的請求。特許李自成撤離至安全地帶，各給免死牌，供其糧草，對願意返鄉的，要求地方政府沿途不得襲擊。在陳奇瑜的安排下，農民軍各部成建制地安然走出天險道，一路有士兵護送，供其酒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都換上了新的，補上丟失的弓箭[43]，農民軍不僅脫離的全軍覆滅的險境，而且還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李自成行至寶雞后遂而反約，殺遣送官參將柳國銘等50余人，各部農民軍盡縛安撫官員，或殺頭、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於道旁。隨后進攻寶雞、麟游等七縣城[44]。崇禎無奈在遼東事起的情況下，急調河南官兵進入潼、華，湖廣官兵進入商、洛，四川官兵經由興、漢，山西官兵出蒲州、韓城，合力圍剿農民起義大軍。即使如此，崇禎也沒有完全放棄對農民軍招撫的政策，要求各部“分別剿撫”[45]。由此可看出當時崇禎——若比較三百年后同期的蔣介石在“皖南事變”[46]中對待中共的立場——與農民義軍建立統一戰線的願望是真誠的。

11月，崇禎下令逮捕安撫失敗的陳奇瑜。主張力剿農民軍的洪承疇總督山陝川湖河南軍務，仍兼三邊總督，令河南、湖廣、四川、山西兵馬入陝力剿農民軍。農民軍避實搗虛分兵突出陝西，一分為三：一路由陝西上平陽、入山西﹔一路由武關向襄陽，進入湖廣﹔一路由盧氏東向進入河南。以后其他二路也陸續由山西、湖廣進入河南[47]。“數十萬大軍會集於河南，其聲勢之大已非昔日澠池渡時可比了。”[48]崇禎不得不將山海關寧遠一線的勁旅調到關內，由此造成關外失守。

就在崇禎調洪承疇、盧向升大軍在中原堵截農民軍的時候，1636年（崇禎九年）6月底，北方清軍突破長城要塞喜峰口，迫使北京於7月3日宣布戒嚴。清兵鐵騎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壽山，進抵昌平，其前鋒已達西山，明朝兵部急調山東總兵劉澤清、山西總兵王忠等入援京師﹔同時朝廷還得與農民軍作戰。7月中旬，高迎祥軍被圍困於陝西周至黑水峪，高迎祥被俘殺。此事導致農民軍紛紛向官軍投降，再次請求朝庭赦免。

1638年正月，張獻忠、劉國能等求撫。盡管楊嗣昌反對，崇禎仍堅持“不可盡殺”，要求兵部尚書銜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燦、監軍劉元斌“剿撫並用”，這“事實上已默許熊文燦、劉元斌大膽招撫”[49]。崇禎的寬待使接受招撫的張獻忠仍能保持著自主性：張獻忠仍可以掌握著自己的軍隊，不接受整編，其駐地谷城（湖北襄陽西）及羅汝才駐地房山、竹溪一帶反成了張羅二部的獨立王國，以至谷城知縣阮之鈿哀嘆無土可守，無民可牧，無賦可征。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更是極言：“獻忠之降難信”。崇禎為了抗清大局對這些置疑“一概置之不理”[50]。相反，為了說服大臣們，崇禎於當年5月初給大臣出了一道如何解決“剿兵難撤，敵虜生心”兩難問題的策論，要求“卿等忠能體國，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51]。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農民軍在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孫傳庭的埋伏后轉入陝南商洛山中陷於絕境時，皇太極率清兵於1638年9月分兩路迅速突破明軍長城防線，大舉入關南下。1639年（崇禎十二年）正月攻陷濟南，3月，由青山口出長城北歸。此次清軍深入2000余裡，半年時間攻佔70余城。崇禎不得不再次抽調大軍支援。張獻忠乘關內防務空虛再次反叛並與李自成會合重新向朝廷發起攻擊﹔清人則在關外屯積重兵，准備坐收漁利，黑白通吃。

1643年（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政權，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同年9月，在河南汝州殲滅明陝西總督、七省督師孫傳庭的主力，10月，破潼關、孫傳庭陣亡，旋乘勝進佔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定都長安，年號永昌﹔同年3月18日，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4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在山海關內外擊敗李自成。6月，李自成渡黃河敗歸西安。1645年（順治二年）正月清軍破潼關，李自成經襄陽入湖北﹔3月底，進入武昌，后被清軍擊敗棄城而逃﹔4月底，在距江西九江40裡處被清軍攻入老營，劉宗敏被俘殺害、宋獻策投降、牛金星不告而別，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縣，9月亡命於九宮山。就這樣，崇禎和李自成在拉鋸式的反復火並中最終雙雙倒在清人腳下。

(責編：牛寧、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