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溫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3】

1935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在強渡大渡河后與四方面軍會師。此時，中央內部出現張國燾南下入川還是毛澤東北上陝北不同主張的爭論和張國燾脫離堅持北上的中央、率軍南下川康的分裂事件。毛澤東中央於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方面軍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翻越六盤山，突破國民黨軍最后一道封鎖線，於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紅軍到達陝北延安一帶，建立陝甘根據地——此與李自成蟄伏商洛山隔河相望且直逼中原的經歷相似。與此同時，蔣介石調張學良東北軍——扮演的正是當年洪承疇、楊嗣昌的角色——到陝西圍剿陝北紅軍。

在東北方面，1933年1∼5月，日本侵略軍已佔領中國熱河、察哈爾兩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進逼北平、天津，國民黨政府鑒於所謂“亡明覆轍”的教訓，也提出與楊嗣昌的主張相同的“攘外必先安內”[10]的方針，設法與日本人議和並簽署了限令中國軍隊撤退的《塘沽協定》。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冀東22個縣宣告脫離中國政府管轄，淪為日本殖民地。此事促使北平學生爆發“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中華民族陷入全面危機。蔣介石為打內戰不惜投降買國的政策遭到中國共產黨的揭露和全國人民的反對。1937年8、9月，蔣介石約見德國大使陶德曼，謀求與日本外交“調停”。蔣介石——與崇禎面臨的壓力和選擇結果相似——在國人巨大輿論、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兵諫”的壓力及日本侵略者“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重重倒逼下，最終放棄此努力[11]。

1637年（崇禎十年）楊嗣昌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用“星星之火”來描述方興未艾的農動起義，稱當時的破產農民“逃潰轉多，飢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股股，不啻百余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連廬、鳳，西盡漢、延，幅員數千裡之間，一任往來飄忽，生靈百億萬之命，盡遭屠戮傷殘”[12]。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勢”形容農民運動對明王朝將產生的沖擊，稱“九邊要害，半在關中”，“皆緣飢軍數數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13]。有比較意義的是，1930年初，毛澤東為批判當時在革命形勢處於低潮時黨內的悲觀情緒，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預言中國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14]。

(責編：牛寧、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