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溫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8】

鑒於李自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

這段相隔三百年的關於民族統一戰線的反正兩方面的教訓和經驗對未來中國具有永恆的指導意義。今天中國已經崛起於世界的東方，這引起西方反華國家的圍攻，甚至剿殺。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視台採訪時說：“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地球資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59]歷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后來的中國歷史表明，如果沒有內亂及由此產生的中國內部分裂，外來力量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是無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於這樣的經驗，毛澤東建國不久就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証。”[60]堅持國家統一高於一切，大概也是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重要內容之一。

地緣政治。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實行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陝南商洛山和陝北高原蟄伏並由此再度崛起，隨后便長驅直入北京。

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后轉戰中原，於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后塵由江淮西向入川並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於1646年被清軍剿滅[61]。由此后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於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瓮中之鱉”[62]﹔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瓮中之鱉”[63]。事后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從陝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並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並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

“關外問題”。在李自成的“種種的錯誤”[64]中，造成“后來失敗的大漏洞”[65]因而最具顛覆性的錯誤恐怕就是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對於新政權生死存亡的迫切關聯性。郭沫若批評說，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丟失山海關，是“實在是太不通政略”[66]。

可能問題還不僅於此。張學良在晚年談到明史時說：“明清是一體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67]事實上，清朝以后的中國歷史變遷並沒有擺脫明朝同樣經歷過的“患亂同出於關外，內變共成於陝甘”的規律。毛澤東注意到了這條政治變動規律，1949年初，在聽完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這句話后，毛澤東補充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68]。毛澤東明白：腐敗在初取天下的農民政權那裡普遍存在，但並非都因此象李自成政權這樣甫立即亡﹔正是關外失控——而非僅僅是所謂新政權自身的“腐敗”——才是導致李自成敗退主要原因。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雲，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教訓。

盡管歷史進入20世紀，但“關外問題”——這時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台不守，三韓[669]為墟。”[70]這是說琉球、台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台灣、1910年全面佔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事實上，郭沫若提出的“關外問題”並非始於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后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北京政治中樞，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要麼是國家分裂，要麼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醞釀於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

(責編：牛寧、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