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一戰促使世界殖民體系走向崩潰邊緣【4】

　　日本“金剛”號戰列艦。這是一戰前日本向英國訂購的最后一艘戰列艦，1913年交付日軍使用。一戰后國際格局變化，日本覬覦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英日同盟解體。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金剛”號參加入侵馬來半島和攻擊英國遠東艦隊的行動。(資料圖片)

　　未能建立合理國際格局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由歐洲列強主導國際格局的狀態，將歐洲以外的強國引入了國際爭霸的舞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提出了建立一個全球性國際格局的任務。

　　第一次世界大戰清楚地表明歐洲能夠單獨決定世界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近代以來的歷次國際體系都是以維持歐洲均勢作為核心任務的，但是隨著歐洲國家的衰落，這種做法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國家自身無法決定戰爭的結局，而不得不寄希望於歐洲以外的大國尤其是美國的參與。美國、日本和俄國（從西歐政治家的傳統觀點來看它也被列為非歐洲國家）的崛起對歐洲國家構成了直接的挑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如何將非歐洲強國包括進來，建立一個超出歐洲范圍之外的、合理體現世界力量分布的格局是戰勝國在和會上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但是，一戰后建立起來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卻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它有兩個致命的缺點。第一個缺點是，該體系的經濟中心和政治、軍事中心分離。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一躍變成了歐洲的債權國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國際金融中心開始從倫敦轉向紐約。蘇聯則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經濟實力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但是，這樣兩個經濟大國卻被排斥在凡爾賽體系之外。在凡爾賽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的英國和法國雖然仍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但由於經濟發展相對衰落，它們對國際局勢的掌控能力受到極大削弱，在許多情況下都不得不求助於非歐洲國家的幫助來度過危機，比如20年代需要美國幫助解決賠款問題、30年代需要蘇聯幫助建立集體安全就是突出的例子。沒有強有力的經濟支撐，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就像“泥足巨人”一樣缺乏穩定性。

　　第二個缺點是，作為這個全球性國際格局的兩根支柱——凡爾賽體系和華盛頓體系——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華盛頓體系是為了彌補凡爾賽體系在地域上僅僅局限於西歐的缺陷而建立起來的，但是召開華盛頓會議的時候卻幾乎沒有考慮到歐洲的情況。德國和蘇俄沒有受到邀請，這樣，凡爾賽體系的不滿者就不能在其他地方獲得補償，從而無法減輕它們的怨氣。不僅如此，華盛頓體系還增添了一個新的不滿者——日本。日本由於失去了一戰中暫時取得的獨霸中國的地位以及認為在確定海軍比例時受到了歧視，逐漸走向了與英美等國的對立。更嚴重的是，雖然華盛頓體系確保了英美在海軍總體力量上的優勢地位並廢除了英日同盟，但是由於它們的利益遍及世界，不得不把自己的海軍也分散到世界各地。其結果是，華盛頓體系沒有把美國帶入歐洲事務，相反卻把英法拖進了亞洲事務，使它們背上了新的包袱，讓穩定國際局勢的任務對英法來說變得更為艱巨。這兩個缺陷使得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短命的國際體系，僅僅維持了20年就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解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非歐洲強國（美蘇）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變得更加突出。如果沒有它們的支持，歐洲強國連生存都成問題。美國和蘇聯作為打敗軸心國的主力，在安排戰后秩序上獲得越來越大的發言權。而在此過程中，它們都在有意無意地削弱傳統歐洲強國的地位。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行動，以及羅斯福建立聯合國，提出“四警察”的構想，都是希望加強非歐洲強國對於歐洲事務的操控。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歐洲國家隻有兩個，而且都逐步失去了世界性影響。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完成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建立全球性世界格局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特征就是歐洲強國的衰落和非歐洲強國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二戰后的雅爾塔體系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世界性的國際體系。

　　民族獨立潮流不可阻擋

　　第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亞非拉廣大不發達國家民族意識增強，開始走上了擺脫西方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道路。

　　早在大航海時代，西方列強就開始了對外殖民擴張的步伐。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建立，絕大多數亞非拉不發達國家都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勢力范圍”。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似乎在不發達國家人民的心中樹立了西方列強不可戰勝的形象。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種形象崩潰了，西方國家陷入了彼此之間曠日持久的?殺，將它們的丑陋和缺陷暴露在世人面前。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都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視為自己擺脫西方列強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契機，因此，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來的是這些地區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

　　在此背景下，威爾遜將“民族自決”包括進了他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之中，在巴黎和會上也建立了委任統治制度，作為以國際化手段解決殖民地問題的努力。委任統治制度明確指出受任國實行的是“暫時的過渡的統治”。雖然委任統治主要是針對戰敗國殖民地實行的，而在其他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權問題上巴黎和會仍然採取偏袒西方列強的立場——比如將德國在中國青島的權益轉交給日本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証，但它畢竟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解決西方列強爭奪殖民地問題的方案——通過非殖民化避免列強之間由於殖民地問題發生直接碰撞。而這恰恰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提供了擺脫西方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契機。

　　正是在巴黎和會后，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20世紀20年代起，以中國為代表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對西方國家的強權政治進行了堅決的抵抗。從“九一八”事變，到埃塞俄比亞抗意戰爭和西班牙內戰，不發達國家首先打響了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槍聲，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各種抵抗運動的方式，對戰爭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逐漸覺醒，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殖民體系則走向崩潰。中國是這方面的一個突出例証，中國人民在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做出了巨大貢獻，躋身於反法西斯主要盟國之一，迫使美英先后宣布放棄在華特權，並且在《開羅宣言》中指出“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在新成立的聯合國中，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國際地位有了極大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是當我們從整體的角度來考察它們的時候，可以看到兩次世界大戰在推動人類歷史發展方面的清晰脈絡。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極端民族主義、世界格局變化和殖民地等問題推到了世界的面前，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對此提出了解決方案，並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與20世紀初截然不同的世界。（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金海）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