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中国的文字多么博大精深。很多词好像稍微改动一下，“意境”就大为不一样了。比如：用“下岗”、“待业”来取代“失业”；用“待富者”取代“穷人”；用“失足女”代替“卖淫女”；用“负增长”代替“下滑”。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别说“停滞”，要说就说“零增长”；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别说“权力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有的时方，甚至管打麻将叫“政治学习”，与情妇幽会是过“组织生活”。

由于问责机制缺位，几十年来，官员说谎不仅很难受到惩处，甚至不少官员还因为说谎的本事而高升，这更使得官员们有恃无恐。比如在文革中，本来是“闭关自守”、“关河空锁祖龙居”，我们却叫它“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外国的月亮岂比中国圆”；本来是民不聊生，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我们却赞它“形势大好，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大批老干部、科学家被关进牛棚，下放劳动，我们却称他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今天我们谁不知道这是颠倒黑白，然而实在让人悲哀的是，当时我们中许多人照样“风摆柳”似的跟着说了、喊了、写了、实打实招了……

中国近代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使被真相伤害，也总比被谎言安慰来得好。反对谎言，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教训。为了确保谎言的畅通无阻，公权总是启动更大的力量，在新的事实和证据面前，编造更多的谎言和欺骗来补圆前一个环节的漏洞。这样，摧毁证据，摧毁事实，摧毁真理，往往就成了惯性的选择。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也许我们都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出事后总能发现官员说谎话假话，而鼓励他们说谎的文化思想体制却依然强大？

要让官员们诚信起来，就得要有一个面对撒谎的官员决不放过的责任体系。这个体系中最不可或缺的，绝不是纪律责任或行政责任——而只能是司法责任和选举责任。只有司法真正拥有独立权，不看上面的眼色就能“违法必究”；只有民众真正握有选举权，不看官家的眼色就能将妄语的官员隔绝于官场，官员才会少说谎，才不会习惯性的“闭着眼睛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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