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前从未到过中国，但在这次短短37个小时的访问里，他依然收获了丰厚的订单：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和空客签署60架空客飞机订单；核能巨头阿海珐和法国电力与广东核能集团签署三方长期合作协议；甚至还有阿海珐和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建造核废料处理设施意向书。

法国汉学家让-吕克·多梅内克说，奥朗德这次真的是赚到了，因为“时间都花在该花的地方”。法国《世界报》和《回声报》也分别指出，与萨科奇2010年的两手空空相比，奥朗德此行的收获令人满意。

因外国领导人来访或中国领导人出访而签署的订单，常被戏称为“领导人订单”，领导人订单往往并非单纯因经济和贸易的需要签订，而或多或少带有政治、战略或外交策略的考量。

应该说，这种“领导人订单”中外都有，甚至可以说，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率先推行的，英国首相、美国总统都曾被本国媒体冠以“首席海外推销员”的称号，他们出访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软硬兼施，让东道主签署尽可能多的领导人订单。同时为了表示友好、安抚、争取支持或平衡，有时也会酌情在东道国留下几份领导人订单作为交换。某种程度上讲，这几乎可算是外交界的一种惯例。那么，中国的领导人订单是怎么来的，为何又引起争议？

“领导人订单”，自古做的是人情

早在南宋，朝廷就开始和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间开展的马匹贸易，明永乐年间郑和出访船队与“南洋”各国间的贸易，中国宁波和日本长崎间的“勘合贸易”等，都可以被视为“领导人订单”的雏形。

例如大理国特使访问南宋，推销本国所产马匹，尽管地方官指出，大理所产马匹品种不佳，不合战阵之用，但南宋朝廷却出于安抚、拉拢和“不欲边境生事”的目的，象征性地购买若干。明朝对日本的“勘合贸易”，政治、外交色彩更浓，至于郑和下西洋，更是是“贵入贱出”，做赔本买卖，其目的纯在于“柔远敦睦”和显示明帝国的富强国力。

然而这种原始版本的领导人订单存在许多令人诟病之处。最令人不满的，则是片面强调订单的政治、外交属性而忽视经济属性。

如郑和下西洋历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国家，这些国家许多和中国有传统的直接、间接贸易联系，民间贸易原本有利可图，但明朝片面强调“宣示国威”、“招徕远人”，一方面把本可卖出好价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以“友情价”半卖半送，不仅损失国家利益，还变相冲击了本国民间商人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用国库里真金白银买回的各种海外产品，许多根本不合用。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所“进口”的一些外国产品，如硬木、香料等，因国内用途不大，严重积压，官方不得不将这些东西折价充作各级官员的“实物工资”强行摊派。

怪不得郑和死后多年，明朝皇帝试图再次启动下西洋“工程”，惊恐万状的户部官员竟把郑和留下的档案藏匿、销毁，其台面理由主要是“政府财政吃不消”，不便说出口的理由，则是担心“实物工资”摊派比例更大影响了自己的利益。但不论是哪个理由，中国古时候的领导人订单重政治、外交而轻经济效益，是造成这种怪现象的根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曾长期处于被封锁、被包围和被孤立的状态。为争取外交空间，领导人订单的现象同样常见。

如号称“新中国非洲进口第一单”的埃及棉花订单，就是在当时（1953年4月）并不急需的情况下为争取埃及而签订的。此外，如毛泽东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时购买的米格-19战斗机（为照顾“老大哥”情绪将需要和暂不需要的型号都购买了一批），周恩来总理访问伊拉克时进口的椰枣（俗称“伊拉克蜜枣”，当时中国并不急需），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时订购的散货船（当时中国已能制造且质量、价格都不逊色）和细钢筋（中国当时不缺，为避免进口散货船空驶回国而订购）都属于这类情况。

除了有形的“领导人订单”，还有无形的。最典型的就是援助和援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非洲、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援助、援建的许多大型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水电站、体育场馆、政府办公设施等，许多都是“领导人订单”。这些项目不少起到了特殊的政治、外交作用，甚至为中国重返联合国铺平道路。但在当时中国自己经济实力不强，国力、财力均不宽裕的情况下，这些项目在经济上是并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