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3年12月16日，一群美国爱国者登上三艘英国轮船，将船上几百箱茶叶倒进波士顿湾。这起后被称作“波士顿茶党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起义是美国革命的一座里程碑，而数年后，美国终于摆脱殖民枷锁，革命成功。

1839年的“广东鸦片党”（没有人真的如此称呼过）就没这么好的结果了。钦差大臣林则徐曾写信质问维多利亚女王，为何英国人执意要将“毒物”卖给中国人。他没有收到回信，于是下令烧毁2万箱鸦片，冲入大海。英国反应激烈，派遣军舰出击，中国被迫签订了耻辱的《南京条约》，向英国赔款，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林则徐被流放。

美国的反抗孕育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两个世纪的繁荣，而中国的反抗却开启了一个帝国覆灭、日本入侵、生灵涂炭的时期。

输者往往会背负更大的历史负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将在加州会晤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他身上所肩负的，是国民在150多年屈辱中积蓄已久的期待。与此同时，中国的“昭昭天命”感甚至强于美国。中国的使命感无疑更为源远流长，已经随着神话与现实交织的汉族历史不间断地绵延5000年。中国一方面感到强烈的不公，另一方面又笃信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突出地位，二者交织成为中国使命感的强大发酵器。但与中国近日在国际舞台时常表现出的耀武扬威截然相反，中国政府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感到空前脆弱。

这出乎不少人意料；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只越来越爱欺负邻国、不顾一切吸干世界资源的庞然大物。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近期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中国的无声军队》(China’s Silent Army)的作者埃里韦托·阿劳霍(Heriberto Araújo)和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Juan Pablo Cardenal)，将中国描述成一个热衷于拉拢或胁迫大片发展中地区的国家。上周，一家中国公司甚至有胆量出价47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试图一举吞下美国培根和香肠市场。

但中国政府感受到的安全感，却比应该从上述一切中获得的少。首先，中国的朋友寥寥无几。它与14国接壤，需要保护2.2万公里的边境。它与周围的国家关系敏感，包括蒙古以及拥核国家俄罗斯、印度和朝鲜。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两个邻国，而且它们都很友好。

更糟糕的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前所未有地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多少还是自给自足的。但它现在需要别国的石油、铜、铁矿、大豆等诸多大宗商品，如果没有这些，它既不能维持超高速发展，也满足不了人民不断提高的渴望。

前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去年在墨尔本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在方方面面都极度依赖外国市场和外国人，以此维系经济增长。”还记得乾隆皇帝吗？1793年，面对着英国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使团带来的货物，乾隆皇帝不屑一顾，宣称不需要国外的玩意儿。

不知不觉，中国从邓小平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时设想的重商大国，蜕变为今日信奉李嘉图“比较优势”理念、嵌入全球劳动分工格局的国家。用芮捷锐的话说，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高度受制的大国”。相比之下，美国在增长最快时期拥有一切增长所需的要素，但惟独缺少人，于是它从欧洲吸引移民，从非洲掠夺劳力。

最后，比起对外事务，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更要为国内事务操劳。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剧烈变革要求领导层对强大的利益集团开刀。随着中国人民财富增加——或是看到身边的人积累财富——他们似乎对粗放的经济扩张愈发不满。悉尼罗维学院(Lowy Institute)安全专家琳达 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被动的”。她认为，世界对这个崛起中强国的认识，与中国领导层对国内问题的全神贯注存在强烈反差。

毋庸置疑的是，即便国内忧患重重并且越发依赖外国，中国仍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强大。习近平建议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绝非胆小怕事者所能提出。不过，尽管其他国家日益将中国视为强大、牢不可破的国家，但北京方面对自身的看法却恰恰相反。这将关系到中国政府如何处理中欧太阳能电池板纠纷和美国对华网络间谍指控等一系列问题。中国越强大，就越感到不安。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戴维?皮林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