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先确定方向和进程，再丰富和发展其内容和意涵的过程。解读新型大国关系包含的积极意义，要更多通过相关的文本解读和预估发展趋势来做出判断，将战略愿景变成现实行动。中国有学者就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可以是一个先有远景，并逐渐填充内容的过程。从实质内容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有不同的层面，包括“就是论事”式的事务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上升到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定位发生根本改变的关系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也有学者强调，在结构性矛盾突出和战略互信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要求我们对这一关系进行过程管理，就是管理中美互动，并在过程中逐渐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管理规则，这应该是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本质内容。

　　最后，双方能否建立战略互信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难点。如学者普遍的认识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减少和消除各种认识误区，从而增强战略互信、减少和化解非理性战略焦虑。此前中国有高层官员撰文指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存在巨大“赤字”。但是，财政赤字可以扭转为财政盈余，信任赤字也是如此，关键是如何经营和培育。如果总是讲战略互疑，战略信任自然建立不起来。当前双方在战略意图上仍存在认知差异（perception gap）。错误认知是导致安全困境和发生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双方需要更多的平台和场所进行交流、对话和沟通，阐述各自的立场，降低直至消除认知差异。美国也应认识到孤立中国、围堵中国、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全球化高度深化、相互依赖程度如此密切的当今世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下，中国将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作为两大国策，从内部结构的稳定来看，这有利于国内均衡的可持续发展；从外部结构的安全来看，这是中国对世界提供的机遇和做出的贡献。如中国开放的市场，对外的大量投资等。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确立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而全球金融危机则将中国推向了世界，其影响力显着提高。但基于“国内发展—国际互动”的关联性，中国仍要将更多精力专注于内部的改革、发展和治理上。而美国也面临着在国内推动诸如移民、医疗、税收、开支等领域改革的挑战。正如纽约大学教授斯宾塞指出，虽然中美两国面临调整各自经济结构的挑战，但双方都致力于重建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模式，建立更为紧密、互惠的双边经贸关系，这将对中美两国各自经济的成功带来实质性贡献，并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张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