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例子与此相关。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纪》中指出：鸦片战争中袭我沿海的英军主力，实以印度孟加拉邦军队为主体，而英属印度，则与廓尔喀（今尼泊尔一带）有世仇，廓尔喀人英勇善战，众所周知，当今英国军队中最具战斗力者，即是廓尔喀军团（亨利王储，亦受训于该军团），而当时的廓尔喀曾知会驻藏大臣，说他们要攻击英属印度，协助清王朝抗击英印联军，使得英印“怀内顾忧，不能全赴中华”，但是，清朝廷因为翻译的原因，不明白廓尔喀所谓“迪里”者，即是“英吉利”，竟没有对廓尔喀的请求作出答复。魏源指出，这种重大战略机遇的丧失尤其暴露出：道光之后，清王朝忘记了自己经营西部边疆的好传统，忽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经营西部边疆的经验，从而没有看到内陆欧亚的“陆权”问题是实质，而东南沿海的“海权”则是表现，随后，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海防”与“边防”的争论，则进一步表明清王朝已经丧失了“内陆欧亚”的空间视野。

正是围绕着“内陆欧亚”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陆的争夺，方才把中国的西部地区推向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只有从内陆欧亚“陆权”的意义上，“海权”的作用和意义才会被发现和凸现出来，而孤立的强调“海权”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短视的――这就是魏源和左宗棠的见解，当然，当年李鸿章的见解压倒了他们的正确意见，方才铸成了中国的近代不幸。

当近代欧洲的海权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时，英国的地理学家、帝国主义者Halford·Mackinder（1861－1947）就曾提出：所谓的“哥伦布时代”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海洋对于陆地的重要意义只是暂时的，世界事务的支配力量，很快会转回欧亚大陆――即他所谓的“世界岛”，转到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强国手中，历史证明，他的预见是很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海权”是不重要的，恰恰因为“海权”是极其重要的权力，所以我们才要善于利用这个权力，而善于利用权力，就必须懂得权力“对冲”的道理，所谓对冲，也就是要懂得“两头下注”的道理，中国只有既是海权大国，同时又是陆权大国，这样才能根据国际风云的变幻，随时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才会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从容进退，说白了：强调陆权、强调欧亚大陆，就是要给中国争取海权加了一个保险，如果没有陆权这个保险，海权就搞不成，晚清的李鸿章等人，就是不懂得这个权力“对冲”的道理。即他对于权力的理解，除了对抗，就只懂得妥协，而不懂得什么是“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