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控受贿、滥用职权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刘志军涉嫌受贿的11条具体指控中，丁书苗虽是最后出现，却“贡献”了刘志军涉嫌受贿6460.54万元中的最大头——4900万元。而刘志军涉嫌滥用职权的4条指控，则均与丁书苗有关。2004年至2011年间，刘志军共帮助丁书苗及亲属获利39.76亿元。（6月19日《新京报》）

丁书苗贿赂刘志军的款项总额高达4900万元，已经堪称天价了，在其它贪腐案件里也属罕见。然而，这项“投资”的回报非常可观，刘志军共帮助丁书苗及亲属获利39.76亿元，投资回报率达81倍之多。而且，刘志军和丁书苗之间并不止于经济利益，还有代为花钱买官、“捞人”等不法勾当。

可见，此种官商勾结牟利、互为同盟、借助“影子傀儡”间接捞取好处的情况，已经超出以往的贪腐案例，成为新形势下的典型腐败，即为法律界所言的极为隐蔽的“事后受贿”模式。通过此案可以看到，丁书苗甘愿长期成为刘志军的“影子傀儡”，替其鞍前马后奔波，就是因为利益非常巨大，只要靠住刘志军这棵大树，即可不断收割到丰厚的财富。

“事后受贿”腐败模式非常隐秘，皆因其利益变现环节不透明，官商勾结行为不彰显，难以获得确凿证据。但也因此，此种腐败模式的后果非常严重，涉案金额巨大，时间跨度也长，对国家和社会均造成巨大损失。从刘志军案即可窥一斑见全豹，在长达7年之间，丁书苗借助刘志军的力量，就从中获利高达近40亿元之巨。

在高铁招标建设的各个环节，都能见到权力染指的魅影，而渗透到每个角落的腐败交易，在帮助丁书苗等人暴富的同时，亦推高了高铁成本，并影响到高铁工程的总体质量。而要不是动车特大事故的突然发生，引起纪检委机构的介入调查，刘志军与丁书苗所结成的利益同盟，或许还将继续“潜伏”下去，捞取更大的利益。

刘志军案所暴露出的“事后受贿”乃是一个典型例子，值得我们保持警惕之心，尽快梳理和完善监管机制，防微杜渐，将此种腐败模式扼杀在摇篮里。从“事后受贿”的特征来看，其能成行的关键因素，乃是官员权力过大，特别是处于领导岗位的官员权力不受限制，内部没有约束制衡力量，容易形成一言堂的格局，外部亦缺乏有效监督，难以及时发现腐败行径。

可见，需要明确官员权力界限，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让官员有所畏惧，无法肆意妄为。同时，完善行政流程环节，对于有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的环节，务必使其透明化运行，通过信息公开机制、事后溯源机制、离退职倒追责任等防范措施，将腐败交易的概率降到最低，以堵上“事后受贿”腐败模式的漏洞。

江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