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每日电讯报连续发表文章，对中国社会上一些反腐败的情绪性表达进行深入分析，值得关注。

对各国的腐败问题进行科学评估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对各国腐败现象进行统计分析，并且定期公布研究成果，有利于学术界参考。但是，如果只是根据一些非政府组织发布的统计排名，或者根据公众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情绪性表达进行逻辑分析，那么，根本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腐败现象的学者，笔者始终认为，在反腐败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既要关照公众的情绪性表达，同时又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理性分析，因为感性表达与理性分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体系，如果不加区别地牵扯在一起，那么，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定期公布的腐败指数排名，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方国家对腐败问题的观察和统计结果，但是，由于这些分析和研究往往是建立在公开案件统计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存在着典型的倒果为因嫌疑。

通俗地说，西方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分析腐败现象的时候，往往把已经公布出来的案件作为调查统计分析的依据，而这样做很可能会彻底掩盖一个国家的腐败问题。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同，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不同，如果不对各国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发展形态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就很难对一个国家的腐败现象作出整体科学的判断。

公众对腐败现象所隐藏的深层次焦虑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对腐败现象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认识。对执政党来说，必须时刻关注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情绪，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只考虑到某些群体或者某个阶层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群体或者其他阶层的利益，那么，就会丧失民心。执政团队中存在的任何腐败问题，都可能会放大为整个执政团队的问题。

个别人的腐败犯罪行为，很可能被理解为整个执政团队的腐败犯罪行为。如果只看到公众的情绪性表达，而没有看到公众情绪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焦虑，以及对执政者些许的期许，那么，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中国的执政团队中绝大多数都是好的，中国的腐败现象正在逐渐地减少而不是增加。

事实上，把公众的情绪性表达作为理性分析的起点，这本身就存在着学术上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该以扎实的数据，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腐败问题。可是，如果简单地进行数字统计或者加权平均分析，那么，得出的结论非但不能安抚公众，反而会激发更多不理性的情绪。

公众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腐败现象的不满，也有权利对执政者提出强烈的批评性意见。执政者不就事论事，不能针对社会公众的情绪表达进行分析，因为这样的分析实际上是把感情的表达当作了理论分析的依据，或者说，是把理性的分析建构在感性表达基础之上。这样的分析非但不能平息民愤，反而会产生更大的情绪。

正因为如此，笔者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彻底摒弃那些不科学的词汇，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大多数”、“绝大多数”、“相当一部分”、“只有少数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因为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容易陷入到语言逻辑陷阱——执政团队为了证明自己的纯洁性，把那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打入另册，让他们成为“极少数”，以此来证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清正廉洁的。这是一种不讲逻辑的辩论方式。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执政者试图证明中国反腐败成果卓著，但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正是由于执政者把已经揭露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所以，才能证明中国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

让公众在反腐败机制中畅所欲言

从政治上来说，关注社会各界的情绪，是执政者的基本功。执政者必须广纳善言，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将反腐败工作推向深入。如果公众对反腐败工作不满，以情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怒，那么，执政者应当反躬自问，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听取公众的意见。反过来，如果在情绪表达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理性分析，那么，最终会适得其反。公众之所以有情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正确的出路。执政者应当循循善诱，把他们引入畅通的反腐败机制之中，让他们畅所欲言，并且成为反腐败的决策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