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应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执政党像我们党这样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从1983年至今，三任总书记连续21次出席了所有中央纪委全会并发表讲话（中道网编辑注：原文数据及表述如此）。仅党的十七大以来的5年，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60多万件，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多人，包括坚决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等一批重大违法违纪案件。但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进一步提高腐败“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无疑是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腐败的“出生率”为何居高不下

三十多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一些领域的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易发多发，有多方面原因。

一是“糖弹”的攻击极其猛烈。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市场化转型，一个人数众多的富人阶层已经出现。在很多大中城市，还形成了专为他们服务的高档社区、会员制的交际和消费场所及子女受教育的贵族学校。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对靠正当收入和积蓄生活的公职人员包括领导干部，都形成强烈诱惑。而随着各种市场主体竞争的日趋激烈，有人便把高价收买公共权力作为主要经营手段，从奉送豪宅、股权直至美女，行贿花样不断翻新，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反贪部门同志都知道，查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多数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从和他关系密切的私人老板查起，二是从他包养的情妇查起，三是从他的子女亲属利用权力影响经商办企业查起。而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堕入腐败泥潭，与其强烈的“羡富”情结分不开，进而导致“一个富豪出了事，上百个干部倒下去”的现象不断重演。

二是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漏洞导致腐败机会大量存在。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掌权者能够支配资源，却不能变现为个人财产，那么转型期不健全的市场与缺乏制约的权力的同时存在，使得有的人不仅可以利用权力占有资源，还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不仅能在国内变现，还能洗出境外。国企改制中的经理人自肥现象，市场活动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海外流失现象，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出现的。而制度建设的滞后和党内外民主监督的乏力，使腐败进入易发多发期。

三是基层腐败也有水涨船高之势。过去村干部贪污几万、十几万元就是很大的案件。随着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对矿产资源和土地需求的剧增，近些年来村委会“三大员”相互勾结，贪污挪用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征地拆迁补偿费的案子竟接连出现。而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副局长罗亚平，更创造了“受贿额最大的最小的官”的纪录。

四是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导致窝案大案频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党员干部现在已成为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国际眼光、知识层次还是创新精神，都远远超出前几代人。但其中也有少数干部受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较深，“权力”意识、“交换”意识、“关系”意识比较浓厚，而宗旨意识、群众意识淡化，拒腐防变能力下降。尤其在一些政治生态恶化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甚至形成一种“潜规则”下的“逆淘汰”，黑龙江的“韩马大案”、铁道部的刘志军案都是如此。

五是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好人主义盛行，对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应该及时提醒的没有及时提醒，应该坚决制止的没有坚决制止，应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有的甚至包庇腐败和犯罪。尽管党内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中，都清楚地列举数款、十数款必须惩处的事项，执行时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雷声、无雨点”。一些私欲较重的党员干部视纪律为“稻草人”，抱着“众人闯红灯，犯法不受罚”的侥幸心理违法乱纪。

因此，腐败“出生率”的居高不下，既有体制和制度原因，又有思想和作风原因，需要通过标本兼治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