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败研究过程中，笔者对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语言现象非常感兴趣。同样是腐败案件，执政者认为之所以被揭露出来是因为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果，而公众的理解正好相反，认为之所以出现重大腐败案件，是因为这些案件的背后牵涉到腐败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这种基于同一个现象而得出的不同结论，充分说明中国正在进入多元化社会，执政者反腐败的工作与公众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假如没有看到执政者与公众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鸿沟，试图以所谓理性的分析，消弭执政者与公众之间情绪上的落差，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

必须重申的是，笔者不反对执政者的官方媒体公开回应公众的情绪表达，但是，笔者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反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没有看到整个执政团队在社会体制转换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利益，不承认执政者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那么，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就很难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社会转型时期执政者早已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在住房、工资改革等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阶层。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问题，那么，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存在着腐败的嫌疑。

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中国改革的阵痛，它是执政者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而对执政团队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赎买”。正因为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才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当前公众的普遍不满情绪，就是基于这种改革思维定势而引发的。每一次改革都会产生既得利益者，“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公众之所以对中国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改变这种改革思维定势，成为改革的决策者。

普通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原因

这是值得决策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公众认为在现有的改革模式下，领导干部即使现在不腐败，今后也会成为腐败分子。正是这种对改革路径选择的不满以及对改革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愤怒，使得公众对执政者的反腐败举措缺乏应有的热情，在有些时候甚至公开冷嘲热讽。不能只看到情绪性的表达，而没有看到深层次原因，不能在政府主导改革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更不能在改革的过程中将既得利益集团的灰色收入合法化，而应该真正按照人民主权的原则，逐步地把中国的改革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中，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让人大代表监督领导干部，让普通民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公众对中国腐败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值得高度关注。假如天真地以为，公众只是不了解中国腐败的真相，而进行情绪上表达，那么，就是在侮辱中国公众的智商。普通民众并非不了解中国腐败问题症结所在，只不过他们无法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之中，改变中国决策的方向罢了。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是一个改革手段和路径选择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借助于现有的立法程序，将他们的既得利益合法化。这才是普通民众对中国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原因所在。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执政者的学术机构在讨论中国腐败问题的时候，习惯于把已经披露出来的腐败案件作为调查统计的重要数据，以此来证明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正在取得成效，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典型的颠倒因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大案要案被揭露出来，足以说明中国反腐败任重而道远。

如果一方面认为中国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中国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那么，在逻辑上就很难自圆其说。执政者固然要对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更要对公众的情绪进行深入的分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刻检讨反腐败工作的不足，才能调整反腐败工作的思路，充分依靠群众，将反腐败工作深入进行下去。

总而言之，公众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情绪性表达弥足珍贵。执政者一方面要充分看到情绪性表达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问题，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反腐败科学理论，逐步地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把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纳入到科学的法律体系之中，让公众自觉地参与反腐败工作之中，从而加快反腐败的工作步伐。如果停留在“多数与少数”、腐败“越来越严重还是越来越不严重”这些似是而非的讨论之中，那么，不仅会掩盖事实真相，转移视线，而且会激起更多的不满情绪。执政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作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