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很多人都收到银行促销理财产品的短信：30天，年化收益率12%。很快就有朋友在旁边计算，100万元，12%，一个月就有12万元的利息。正准备打电话筹钱呢，提醒的声音响起来：这是年化收益率，不是月息。

月息10%以上的“理财产品”，并非没有。有人叫它地下钱庄，有人叫它民间高利贷。我一位老乡，他宁波的岳父母将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投进了当地的一个标会，月息10%。起初几个月挺正常，每个月都有几万的利息分红。突然有一天，分红日期就找不到人了，标会的头从地平线消失了，留下一群亲戚朋友愁云惨淡。

年利120%，什么的投资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以我贫乏的想象力，只有贩卖军火和毒品。短时高利倒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譬如，听说有的地产商为了过桥拆借，给过40%的月息。但民间标会的风险在于，一旦找不到这种高利率的投放对象，或者对方资金断裂，别说10%分红，连本金都可能拿不回来。

资本原本无所谓嗜血不嗜血。上世纪80-90年代，温州民营经济是沿海开放搞活的一面旗帜。我一直在想，是从什么时候起，连公认最勤奋最能吃苦的温州人，也纷纷抛弃实业，而一头扎进追求暴利的大潮之中？

炒房是一个契机。2004年，上海、杭州楼市从冬眠中苏醒，温州炒房团应运而生，随后转战北京。炒房团不过是在各地悠闲旅游，看中的房子就刷卡买下，一年的收益少则30%，多则50%以上，这对勤勤恳恳做实业却只能获得20%回报的人们，是不小的打击。但炒房毕竟只是极少数人。

实业环境的恶化，是2008年以后。表面看，那5年我国经济仍保持着高速增长，但从企业反馈来看，税负大幅增加，盈利日益困难。即使你不承认国进民退的现象，但大批民营企业利润衰减，恐怕是事实。

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却是高歌猛进，房价加速上涨。投资买房的人，盈利更加可观。到2010年底，投资过几十套房产的人，比那些埋头做实业30年的人，可能赚得还要多。一边是经营环境恶劣，一边是轻轻松松挣大钱。心理的天平倾斜了，资本的砝码也随之失衡。

2011年是理财产品跳跃性增长的一年。房地产调控，迫使一部分寻求高利润率的资金转寻其他出路，而理财产品迎合了它们的偏好。虽然在冠冕堂皇的限贷口号下，商业银行表内的信贷资金缩紧，但表外的理财产品却趁虚而入，其中相当部分曲折蜿蜒地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实践证明，只有楼市才能吸纳如此庞大的资金，并提供远高于银行利率的回报率。

上述资金的流入地，包括土地市场。如你所知，土地是地方政府垄断的市场，而地方债务平台的支柱就是土地财政，尤其是以土地作为抵押物的融资。人们都骂土地财政，但我此前已经论述，整体而言，卖地收入仅够支付地方债务利息，如果地价停涨，很多地方政府不想破产，就必须借新债还旧债。

恰恰是2011年，银监会对地方债务平台念起了紧箍咒，地方政府的贷款途径大为受限。正当其时，各类理财和信托产品送上门来。正如一位投资经理所说：我发起一个资金组合，以8%的年利向老百姓募资，以10%的利率卖给地方政府，我和银行各得1%，绝对是皆大欢喜。因此可以说，房地产是吸纳理财资金最大的行业，地方政府是承接理财资金最大的地主。

房价上涨带来的暴利，是全社会暴富心态的主要源头。包括各地土地市场在内的房地产市场，是我国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要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坚决调控房地产，彻底变革房地产制度。

转型需要付出成本，经济增速由“较快”转为“中低速”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想像2008年那样打鸡血吃激素，就必须忍耐7%甚至更低的增幅。当GDP跌破7.5%的时候，请那些膏药经济学家不要再叫唤了。与3年9%的增幅以及随后可能的崩溃相比，我宁愿选择10年7%的增长。若转型成功，你可以再跳望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