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创造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 的经济奇迹。最近，中国经济终于发出了明显的放缓信号。这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可以用普通常识来解释。从一般常识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经济体，可以以一种近乎危险的速度无限期增长而永不放缓；从技术上说，对于一个经历了长时间高增长的经济体，它内部那些促进增长的力量一定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这是市场力量运作的结果。

从供给方面看，中国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力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2012年，中国的劳动人口第一次显示出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所说的“拐点”。这意味着无限劳动力供给的时代已经终结。这一拐点的来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各地的最低工资在最近几年的飞速飙升。

许多西方评论家都观察到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人口演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一直到2020年或更晚，中国人口增长的放缓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劳动力的全面短缺。中国目前的燃眉之急，是过去一直在享受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作为中国过去20年制造业扩张的主要动力，随处可得的廉价劳动力现在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在未来几年内，中国20岁至35岁的劳动人口将会逐年缩小，而这些劳动力正好是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支柱。

与此同时，中国将会发现，要保持过去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困难。过去20年来中国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市场化改革和制度的改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和新的制度瓶颈的出现，来源于这两个方面的生产率增长潜力已经所剩无多。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只能寄希望于更多的研发投入、更高的人力资源积累，以及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未来增长的潜力预计将会下降。不管怎么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体，GDP已达到8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一半。中国经济的庞大基数，也决定了它不应该继续按目前的方式，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这种增长速度不仅对中国自身是弊大于利，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和稳定。

从历史上看，东亚几个成功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期都比中国要短。日本的高增长期开始于50年代，终结于70年代初，前后不过20多年。台湾和韩国的高增长期主要在60年代和70年代，大约也只有20年。香港和新加坡的高增长期比台湾和韩国还要短一些。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的大小是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新加坡为例：起飞之初的新加坡经济在经历了大约1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立刻就遇到了劳动力不足的瓶颈。

如何适应增长放缓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过去30年里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有更大的内部动力保持经济的高效运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在经过了多年的城镇化之后，中国城市人口仍只占总人口的一半。而人口的城镇化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所以，中国经济在中长期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虽然中国还有增长空间，但经济增长放缓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必须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做好准备。

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很早就已经青睐于更缓慢和更稳定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在1990年代，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就曾经不遗余力地整治经济过热。前任总理温家宝在2000年代也一直致力于控制投资过热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机。更明显的是，中国政府每一次制定五年计划时都表示，中国经济理想的增长目标是7%至8%。但这些官方的增长目标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总会被“超额完成”。这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总会偏爱更高的增长率。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会达到两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