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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秋:埃及“二次革命”或将致国家分裂

2013年07月05日10:15来源:海外网字号:

摘要:除非经过这次“波折”,埃及的民主化进程生态变得成熟起来,否则循环往复便会造成整个社会发展下沉不起,加之埃及国内长期存在着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之争,便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分裂之虞。

在席卷全国的民众持续性大规模集会抗议示威下,埃及军方重返政坛,为结束混乱,动用军队强行将执政仅一年、民选的穆兄会政府赶下了台。军队作为后盾,现行宪法终止,宪法法院院长代行总统职权,组建联合政府,拟订新宪法,准备新的全国大选,埃及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过渡时期。有趣的是,向穆尔西总统发出迫其下台的“最后通牒”,竟然就是去年穆尔西亲手提拔、取代前军事强人坦塔维陆军元帅担任国防部长的虔诚伊斯兰教徒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将军。

这场被称为“二次革命”的事变,可谓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社会迈上民主化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波折”。主要在于穆兄会执政的“先天不足”和施政失误造成民怨。在埃及“第一次革命”前,穆兄会曾长期受到打压、被禁参政,后被解禁成为合法政党,又在去年大选中获胜掌权。从一个长期处于“地下”的政治组织,“一夜之间”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并组成首个民选政府,时间上缺乏充足的执政准备,更无执政经验,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与手段去高效地推行和实现施政的政策目标。

去年大选中,穆兄会也只赢得过半的民意支持,得到近52%支持率,表明整个社会对穆尔西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穆尔西的执政风格又较强势,在修宪与总统扩权令上,与反对派尖锐对立、毫不让步。在6月17日委任16名新总督中,安排了7名穆兄会成员出任,又触怒了反对派。

穆尔西还拒绝反对派提出要提前大选的诉求。穆兄会政府与反对派的尖锐政治对立,导致埃及社会裂痕加剧。尤其是,穆尔西上台初期提出允诺民众的“百日计划”没有兑现。2012年国内经济增长由2010年的5.1%跌至仅1.5%左右,国债由2011年初的300亿美元升至目前的400亿美元,外汇储备降至160亿美元,失业率高达13%,约有一半人口在每天不足2美元的贫困线下生活。当全国有1400万人上街示威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经济、民生问题恶化,社会政治对立严重,民怨积聚爆发,正是导致穆兄会政府倒台的根因所在。

从穆兄会上台到穆尔西下台,可见埃及民主化进程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即民众和各政党以大规模的广场集会示威、街头暴力抗争以至流血冲突,“急风骤雨”似地推翻了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政权,接着用同样方式逼迫军方交出权力、保持中立,进而促成全国大选,产生首个民选政府。

现在又通过大规模民众示威运动、把军队请回来,将穆尔西政府赶下台,重新制宪和选举。在冲垮了旧体制和秩序、上下缺乏良性互动,而对立政党和不同阶层又不能达成共识与妥协。这种方式显然使实现民主进程与促进国家稳定的社会成本和政治风险大为增加。除非经过这次“波折”,民主化进程生态变得成熟起来,否则循环往复便会造成整个社会发展下沉不起,加之埃及国内长期存在着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之争,便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分裂之虞。

同时也可看到,2010年底始于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倒台后掀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至今,除突尼斯趋于稳定外,卡扎菲死后的利比亚仍处于部族武装割据、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的混乱局面之中,叙利亚深陷内战、敌对双方相持不下的困境,也门社会长期存在的矛盾也没得到根本解决,宗教极端势力依然猖獗,埃及则出现民选政府“走马灯”的景象。面对各国不同且复杂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阿拉伯之春”开启的阿拉伯世界民主化进程,究竟会把各国带向何方,还需继续观察。

(俞晓秋,国际关系学者,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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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牛宁、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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