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正试图完成一项难度极大的经济调整，即让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放慢前进的脚步。近来，随着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试图对“影子银行业”加以控制，种种困难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这些困难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日益放缓的经济甚至有可能崩盘。实际上，正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所表达出来的打算依赖市场机制来实现发展的愿望引发了这种风险。

在最近的一篇报告中，杰罗姆列维预报中心(Jerome Levy Forecasting Center)的大卫·列维(David Levy)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失速速度”是多少？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里可轻而易举地将经济增速从10%降至比如说6%。这里隐含的假设是，“一个迅速扩张的经济体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松开油门，它自然就慢下来了。它会继续沿着之前所在的轨道行驶，只不过速度没有那么快了。”列维却认为，中国更像是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最近几年，有两个引擎一直运转得不太正常，飞行员现在不愿继续把压力都压在剩下的好引擎上。他开始让飞机减速，但如果减得太厉害，飞行速度就将低于失速速度，飞机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2008年后，净出口不再是中国经济的一支推动力量。投资填补了这个空档，特别是在2009年。其结果是，投资支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进一步飙升——2007年时为42%，这已然是一个高得出奇的数字，2010年时升至48%，这更是绝对令人瞠目结舌。驱动这一投资引擎的“飞机燃油”，是信贷的爆炸性增长；2009年，贷款年增速接近30%。这一政策当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如今，在净出口热潮已经退去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还希望降低对信贷所驱动的投资的依赖，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只剩下一个引擎，那就是消费——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

实际上，有关各引擎对GDP增长的贡献的季度数据显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所希望的放缓进展得非常顺利（见图表）。但它若想将经济增速从10%降至6%，仍需克服巨大的挑战。

首先，库存投资必须大幅下降，原因是库存投资水平取决于经济增速、而非经济活动水平。想想看：在一个增长停滞的经济体中，库存积累通常为零。再者，假设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如果经济增速降至6%，那么所需的库存投资将会变为经济增速为10%时所需库存投资的60%。这一调整造成的即刻影响将是，库存投资大幅下滑，而后才会从已经降下来的水平（对应的经济增速为6%）上重新开始增长。另外，企业很可能无法完全预见到经济的放缓，尤其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高得多的经济增长之后。因此，它们会发现自己受累于迅速增加的库存，不得不大幅削减存货，并以更大的幅度削减产出。

其次，固定资本投资也必须大幅下降。投资或许不得不下降4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中国的GDP要收缩20%，那显然需要一场深度（而意外的）衰退。那些负责投资的人很可能不能迅速作出调整，因为他们预期中国经济会再次以10%的速度增长。那种增长会暂时对中国经济形成支撑，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产能过剩严重加剧。和库存的情况一样，届时将会导致更大幅度的投资下降。

第三，投资引发的需求下降和经济活动萎缩还可能对企业利润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这将损害企业的偿付能力，并进一步降低投资。

最后，经济增速下降、尤其是在巨大的信贷热潮之后出现的增速下降，可能会对资产负债状况产生意外的负面影响。中国私人部门的负债已然相对较高（见图表）。假如经济仍以10%的年增速增长，这些债务应该是可控的。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无所谓选择什么时机出台新项目。但在一个增长更为缓慢的经济体中，坏账可能会出现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