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代价被普遍低估？

　　文章称，曾出版过《亚洲教父》等著作的周博先生在本书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这些亚洲“老虎”实行的增长政策，同时还帮助读者分析为什么类似的政策在东南亚国家并不奏效。他指出，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来执行这些严厉的政策。若仅此而已，那么这是一本有用但并不完全的书。然而作者的目的是通过展示亚洲“老虎”并不开明的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表现得更为优秀，以此来驳斥新古典主义“效率”经济学。这是对亚洲国家崛起的一个严重误解。

　　举例来说，为周博所称道的那些政策执行起来代价远比他承认的要高，他低估了被土地革命所破坏的资本形成。繁重的农业税和含糊不清的财产权保护常常被指阻碍了农村资本积累。

　　类似的，作者淡化了亚洲“老虎”实行工业和金融改革的成本。把进口保护主义和金融抑制结合起来，就能让财富源源不断地从消费者手里流向出口企业，以促进投资。这无疑导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至少就暂时来说。但让低收入国家的穷人牺牲他们今天想要的消费水平来满足明天的“最优”增长，这是否公平？放开进口管制，让老百姓从随之而来的竞争中获益是否更好一些？

　　文章指出，亚洲人自己在回答这些问题。在韩国，“经济民主化”这个词现在甚至意味着废除对出口商的工业支持，创造更有竞争氛围的国内市场。在日本，安倍晋三推行的许多改革会降低物价，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也在追求同样的目标。

　　与此同时，像印尼和菲律宾之类的国家正在经历迟到的增长冲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内消费推动。印度继续逐步推行有类似效果的自由化改革。自由贸易在亚洲国家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得出亚洲“老虎”的办法——尽管其代价高昂——对亚洲来说是最佳道路的结论之前，我们或许应该看看启用更开明的政策会得出什么实验结果，而这一幕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