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

　　□陈宁远 自由撰稿人

　　星期天中午在上海崇明喝完老酒，稀里糊涂地就被拉去看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然后稀里糊涂就看完了。本来我以为，可能会硬着头皮看完这据说是极为庸俗、物质欲极强的电影，但实际上没有。我的感觉随着电影漫无边际地在俊男美女之间游移。对于电影里的人物及其情节看前一概不知，看后似乎也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他们或她们都是帅哥和美女，他们在一起办了一台有点小波折的晚会，晚会有惊无险地结束，电影也结束了。我的90后的儿子对我看这部电影有个评价：脑残。我承认也许我脑残，但却不是脑残才去看这部电影，而是看后发现自己有点脑残，因为我实在是太落后于这部电影所标出的小时代里的霓裳艳影。

　　比如这部电影里的主要演员，美女我只知道大陆的一位叫杨幂，其余的无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无论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他们或她们叫什么，有什么来历？他们或她们为什么因为郭敬明，一个小矮个子的人，就成为一种专属的、属于郭粉的时尚。

　　我从来没有看过郭敬明的小说以及别的什么文章，说实话不是硬着头皮看与不看的问题，而就不知道要去看看。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来不认为这位先生写的、通过电影而被我知道的《小时代》，就一定在韩寒面前显得那么不堪。我看过韩寒的文章，比如他的小说《三重门》和他的博客，但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无非是韩寒以讽刺和批评口气在说什么，有点公知的样子，而那不过是在媚雅；郭敬明则粉嫩粉嫩地直接媚俗，豪车游艇，但他们委实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当下文艺市场的细分消费品，只不过客户群体不一样。也许韩寒朦朦胧胧地被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装着自己可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比如我90后的儿子之类的高中生)喜欢了，而郭敬明直接被渴望物质的人喜欢了，这有点区别，但这点区别也就是奶油冰激凌和可可冰激凌的区别，无论他们自己怎么看他们的差别，都成不了香烟和雪茄的差别———而拿他们去谈什么思想，更像是笑话。因为真正的思想是无用的和没有颜色的，既不是响亮的、令自己高高在上批判，也不是充满物质性的庸俗的、肥艳的意淫，而就是无济于事的，是枯燥的，少人感兴趣的无济于事。

　　今年是中国电影市场爆炸式增长的一年，票房如此之火，叫好的人看到了中国文化多年积累的成就，面孔严肃的人却看到电影里思想的贫瘠。但这都是误读，这不过是早些年，拿韩寒和郭敬明的小说进行比较得不出什么高明的结论，在如今电影市场的翻版而已。

　　做文艺产品，或者说做文化事业最高理想标准是什么呢？是流行，是严肃，还是别的什么，我想真是很难界定的。我要说稀里糊涂就好，肯定是通不过的答案。但在做文艺产品时，时刻怀抱某种理想而思索追求文艺之所以是文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是否会有点大而不当？是否有伪装成非同凡俗的嫌疑呢？而直截了当像郭敬明这样粉嫩和肉感，似有某种脱钩，因为不合文艺一般都要有点终极关怀的套路，而这种不合从来是不入主流的、正统文艺批评法眼的。这就如同金庸的小说拥有比莫言更多的文艺市场，但恐怕也没有谁会想到他能进入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边际里。

　　韩寒和郭敬明本身无所谓在这样的边际里，把他们搞在这样的边际纠缠不清，可能是中国文艺人士真的贫瘠。要知道为好莱坞写剧本过日子的福克纳，他的剧本是读不懂他的小说的。而把貌似在思考的韩寒和看上去根本不思考的郭敬明混为一体，进行有无思想的辩解，说明中国就还没有真正的思想，因为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不敢承认真正的思想对现实是毫无作用的。

　　搞着毫无作用无济于事的东西，还想骄傲地在流行文艺产品里讨论出精神作用之深远，非等闲可知，是多么的自大和无聊。这样的品格和素养，比之《金瓶梅》时代肉欲横飞的明代那是大大不如。因为那时，尚有对理学家的讽喻诗云：“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此诗所表达出的理学家的心态或实际形象，尽管直接看有点颓废和僵化，但掩藏不住内心的苍凉和无奈。尽管那时无济于事的精神制造者们，并不甘心无济于事，并不完全承认精神的无济于事———于是乎，想到横竖死总是可由着精神制造者自我控制的。除死之外，总不能不说点什么吧？沉默是不行的。这不仅因为有要为天地立言的雄心，更因为“妙言是银、沉默是金”的鼓励，还总不免暗示另一种说法亦成立———那便是精神的制造者们自己也可能真的默认：精神本就无济于事。这是如何能使得的？死也不能承认，死也比这强。从汉朝的尚气节，到宋明的谈心性，核心的问题就是用死维护精神。用死来说精神不是无济于事的，用死来表明精神是伟大的。

　　海德格尔或许于此并不骄傲，他好象很老实的。因为他公开认为“人可以说的，只有哲学不是什么，哲学不能作什么”(《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尽管对于哲学的定义有各种，但把哲学看成是精神的最好代表(并不比其它文艺产品稍让)之一，也许争论不那么难于统一。于是海德格尔的为精神公开示弱的话，作如下翻译性陈述可能不算曲解：精神不是什么，也无能于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