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青年作家郭敬明执导他的同名畅销小说《小时代》，影片票房创下三天破两亿人民币、六天过三亿的奇观。

好奇进影院看看，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确认自己的青春是回不去了，二是搞不清这到底是大陆片还是台湾偶像剧。

影片讲述四个高中升大学的女生的怀春故事，帅男美女轮番出场，上海新潮地标让人目不暇给、镜头花哨得像拍MTV，但人物的灵魂单薄如纸、时代的深度完全感受不到。

富二代、友情爱情、有泪有笑、时尚名牌、地毯是芬迪的，毛毯是爱马仕的，喝水的杯子要3800元人民币（784新元），当下青春童话梦该有的元素或许都齐了。但对于“70后”或年纪更大的人来说，那些孩子们的情感挫折与物质欲望的纠葛，若放在时代洪流的大背景下，实在是无病呻吟，难引起共鸣。

倒是坐我隔壁的两个小女生看得津津有味，几乎一有美男美女出场，她们都叫得出名字，然后叽里咕噜地品头论足。

怪不得，《小时代》在微博上划出了两个群体之间的鸿沟，一边是年龄偏大，被骂成“老不死”的中年群体，那一边是年龄偏小，被骂成“脑残”的年轻群体。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网官方微博更尖酸刻薄地问道：“谁能说说《小时代》讲的是什么？”

除了宣扬物质追求和包装美男美女外，真不知道影片想探讨什么主题或释放什么信息。但最让人纳闷的是，这样的片子在主流舆论讲究逻辑思维严肃严谨的社会里，何以能创下票房佳绩？除了商业操作和铁杆粉丝捧场外，还有什么深层次原因？

看电影，往往看的不仅是一部电影，而是看到社会现实的缩影，又或是看到现实与梦想的差距，然后影片寄予了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小时代》估计两者皆有，物欲横流是赤裸现实，过分华丽的包装却又脱离现实，片子中的男女几乎都对生活中的生存问题没有概念。

影片名字为《小时代》，或许已明示了它是一部不符合中国大国形象的片子。它无意反思文革或国共内战等沉重的历史题材、不愿探讨民族大义的大课题、更无意宣传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就是一部自拍自爽、单纯商业化的青春片，勾勒出一个美得冒泡的上海大都会时尚生活。

有别于官方一再宣传的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调子，这是一部标准的“个人梦”影片，讲的是一个“我世代”的个人梦，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小时代”。

影片如此卖座，说明了这个崇尚集体主义、凡事讲究以大局为重的大国，早已迎来了对集体、对政治不感兴趣，把注意力转向了个体私生活的“我世代”，而他们正在成为中国消费主力。至少电影市场可能是如此。

这个“80”后、“90”后的群体受惠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套用郭敬明的话，他们的成长与青春“充斥了各种各样让你眼花缭乱的物质。这是我们父辈所不会面对的问题 ”，父辈不能给独生子女一代完整的经验解释，因此年轻人注定要孤独地去面对“物质的困惑”。

他们将自己的小时代与国家的大时代切割，对左右之争、宪政、改革不感兴趣，只关注何时能搜刮下一件衣服、下一个包、下一台游戏机。当这一代人成为中产阶级或既得利益受益群体之后，他们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又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民主进程或社会氛围带来什么影响？在“小时代”中成长的他们，是否会积极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

知名影评人周黎明发表题为《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小时代”吗》的博文，称《小时代》的炫富和堆砌达到一种病态的境界”，并指郭敬明对于富和美的观念，“如同一个小时候挨过饿的人，长大后看到一桌子食品时垂涎欲滴，没有淡定或自发的快乐，只有病态的贪婪”。

其实仔细想想，追求物质没什么错，该质问的是追求物质的渠道和方式；炫富没有错，要追问的是累积财富的渠道和方式。相较于表面上学习雷锋、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不知道干什么鬼祟勾当的虚伪贪官，小时代的男男女女毫不掩饰对物质的崇拜和追求，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更真实的真我精神。

属于“60后”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看过影片后，对来自四川自贡小城、在上海求学成名的郭敬明竖起大拇指。胡锡进形容郭敬明是“超人”，“无任何背景，崛起于草根”，还战胜了据说不到1米5的个头，因此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

《小时代》引发的其实是如何诠释及演绎时代的争议。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既是物欲贪婪又是草根崛起的时代？它是个人梦战胜集体梦的时代？“郭敬明们”把自己定位在“小时代”里的“我世代”，试图在大时代中写下自己的印记，他们个别的成功或失败，又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