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设立的新安全标准已经足够高，一些核设施或将需要数年才能适应，但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还应招募更多独立于“核村庄”的专业人士，尽早实现“技术独立”。为此，委员会应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提高机构透明度，并对挺身揭发违规现象的员工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

　　文章认为，重启核反应堆的需求来自日本当前巨大的经济压力，而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年度中，日本9家拥有核电厂的电力公司亦合计录得亏损1兆5900亿日圆（约160亿美元），同时，持续走弱的日元也让本已增量的化石燃料进口愈加昂贵。

　　文章称，由于相关投入不到其经济刺激计划总额的五十分之一，安倍已经错过了一次提振能源效应的机会。数据显示，日本目前在能源效应方面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但在太阳能发电量上，日本的全球排名出现了明显下滑：2005年底，日本累计安装使用太阳能发电量占据世界市场的近半比重，可到了2012年，日本的新装太阳能容量已经跌到世界第五，位居德国、意大利、中国和美国之后。因此，增加能源效应、太阳能及其它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的投入十分必要，这些领域的发展将为日本稳妥安全地重启核电创造更多的时间。

　　文章认为，虽然公众对于核电的抵触情绪依然高涨，但是针对性的抗议活动却较去年有所减少，而且，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这个问题的影响也将十分有限。不过，文章指出，在劝服公众反核情绪的过程中，日本政客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日本问题专家理查 萨穆埃尔（Richard Samuels）所说，福岛核危机放大了日本国内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变化，在那之后，日本人对国内政经建制变得不再那么宽容：地方政府对东京愈发不信任，对中央政府的法令渐生质疑；民众对于政府也愈发不信服，在核危害方面自发求索的意愿和能力越来越强，对官商之间的暗地交易也愈发不能容忍。

　　文章称，这些因为核事故而衍生的变化也为日本带来了希望，或许将让该国在未来免受核事故危害。公众压力对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而言是有益的：在公众的监督下，委员会在推动核反应堆重新安全运作的同时，也能享有足够的监管自由和民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