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巴黎的火车上，肖尔铁茨被告知《连坐法》已经制定，为了全体将士的忠贞，从此德国将领如有渎职，唯家庭是问。家属成为国家的人质。这意味着集权者已经无力维系忠诚，必须依靠残忍和胁迫，对追随者也是如此。肖尔铁茨有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他“等了一辈子”的四个月大儿子铁莫。他嘟囔着说“如果德国采取这样的做法，那就是回到中世纪去了。”

这个为第三帝国效命了十三年的人，在战争结束前唯一一次说出自己的不满。

当天晚上，他脱衣服上床时，做了一件一辈子没做过的事，连吃了三片粉红色安眠药，一片一片吞了下去。他需要用这个方式来压住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但日后这个念头常常来到他心头----不论他怎么掩盖，他都觉得“自己盲目效忠的人已经疯了。”

极权为什么与盲从并生？因为它靠有效来运行，不是靠理性。人们越少思考它，它运行得越好。约翰麦克里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里说，“拆除这种古老的权威结构，之所以可能，全是人对权威的看法产生一个转变所致。”

一旦一个人开始运用自己的心智----哪怕只是思量什么是对个人来说最小的不幸，这个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折损，慢慢再也找不到更多的拥护者，象被抽掉底座的庞然大物一样轰然坍塌。

在这本书里，肖尔铁茨没有对记者提及个人历史，也没有对自己和这场战争作出评价。

日后，在监狱里，英国人曾经窃听他与其他相识的囚犯之间的谈话，其中一句，说出了这个人本不欲公开的懊悔，“我有生来执行过最困难的决定是在华沙屠杀犹太人…我们没有说“去你的吧，这愚蠢而无意义的事”，我误导我的士兵去相信这些垃圾。我感到彻头彻尾的羞耻，也许我们比这些没有教化的野兽要负担更深的负罪感。”。

巴黎为什么没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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