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远非想象的那样平坦。

很多人艳羡加州的阳光、塞舌尔的海滩、芬兰的原始森林，其实在我们身边营造同样的美景，也不算太难：

实践证明，关掉燃煤电厂，停掉石化工厂，汽车限号运行，工地停止施工，不要半年时间，城市就会天变蓝，风变清，环境变好。

再到中东部的一些农村地区去看一看，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城打工，环境休养生息，植被迅速恢复，野猪、野狼上演“王者归来”，一派山清水秀的田园气象。

问题是，如果由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单双号限行、缺电少气、就业变难、经济下滑，我们是否能够忍受，又能忍受多久？

下面这两幅场景，或许可以给出问题的答案：

怒江沿岸，大峡谷间，环保主义者大声疾呼，反对水电梯级开发对生态造成的巨大损害。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当地大多数居民竟然都“愚昧”地赞成兴修大坝。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海岛，参观者体验过热带雨林的原始风情之后，拍着当地干部的肩膀说：“这样的美景，一定不要搞旅游开发，要好好保护啊！”干部一脸苦笑地反问：“如果我们都爬到树上去扮猴子，你们是不是觉得更爽？”

靠“回到从前”来解决今天出现的问题，并非正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就有这样的观点，在所有的环境污染问题中，没有比“贫穷污染”更为严重的。这一观点划清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不同的环境问题。

无论是非洲人口激增带来的生态灾难，还是中国农村曾经绵延千年的毁林开荒，其危害都不亚于工业污染。就中国而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直到现在还有1.28亿贫困人口，让他们脱贫致富，必须靠发展；就人类整体而言，发展，也只有发展，才是走出生态困境的治本之策。

然而硬币总有它的两面。

必须承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的干部有使不完的劲头，我们的行政有相当高的效率，但在环保实施力度和资源使用效率上，我们的表现就要远逊一筹了。

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近年来所有下降，但仍为日本的7倍左右，相当于世界均值的两倍。2011年，我国GDP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绿卡”、“挂牌”、“进厂审签”、“预约执法”等土政策风行，环保执法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监督执法受到阻挠。近年来曝出的血铅超标、违法排污等事件，很多就是企业扛着“挂牌保护”金字招牌种下的恶果。

不充分的发展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就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存在。这是中国的困境，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尴尬。

就像每个月挣100块钱的人如果要靠10块一斤的有机大米养活，其结果必然是饥饿，环保成本的高昂，催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与矛盾，也成为许多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寅吃卯粮甚至饮鸩止渴的现实背景。

精心调适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两者间精细的平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对人类智慧和伦理的双重挑战。这样的挑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不会消失。随着经济版图变迁和社会转型，在局部地方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