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国家成为工业大国而不曾遗留环境破坏问题、付出艰难治理的代价。

泰晤士河曾经看不到一条鱼，甚至跌落河中的人也被要求常规防疫接种，英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艰苦整治，才将它变成洁净的城市水道；日本治理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历时近30年方见成效。美国洛杉矶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受光化学烟雾困扰，治理60多年，到20世纪初才基本打赢这场“蓝天保卫战”。即便如此，洛杉矶地区的臭氧水平依然常年超标，大约有100万成年人和30万儿童患哮喘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6亿美元。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多则二三百年，少则100多年，其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我国的工业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快速发展阶段则是近30多年，环境问题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机理更加复杂。加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的滞后，解决起来自然更加困难重重。

一方面，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现状，就像一个人长期透支身体，积劳成疾，多病缠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环境治理、生态恢复有其客观规律，只能遵循，无法超越，解决起来得有耐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能因为发达国家通常在人均GDP1万美元时才出现环境拐点，而我们现在才6100美元，就坐等发展阶段的升级。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5000美元时环境就开始好转了。它们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环境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统筹协调、标本兼治，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转型，首先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继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推动技术创新、降低节能环保技术成本，逐渐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产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转型，关键是优化法治环境。赋予环保部门有力的强制执行权，克服环境法律法规偏软、可操作性不强、处罚力度不够的弊端；加强执法监督，健全内部监督制约、完善层级监督、落实社会监督，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环境执法的干扰，构筑生态文明的法治基础。

转型，重点是协调利益关系。观念问题的实质是利益问题。就像考核标准不变、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就难以改变一样，如果缺少外来约束，企业难免将环保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公众也可能只想着呼吸新鲜空气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实现利益结构的调整，破解人人都说环保重要、可一旦触及自身利益就不干了的“吉登斯悖论”，必须依靠不断的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

转型，核心在唤起全社会参与。归根结底，环境问题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共同导致的社会问题。几十年来，“环保靠政府”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克服环保领域的市场失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行政措施，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弊端。只有政府、企业、个人、社会一起发力，综合施治，美丽中国才可能由愿景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