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民粹主义下的互联网舆论场没法讲理【2】

陈方仁：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在美国看看电视新闻，其它媒体也是不看的。媒体报道要批评，好像这是世界通病。媒体要吸引眼球嘛，就是要发那些不一样的东西。

有件事很有意思，美国的一家主流电视台说，反映我们报道的阴暗面太多，于是他就每天留下五分钟，专门报好人好事。这个变化是谁推动的，我不知道。我看的NBC，每天最后五分钟，栏目叫“Make A Difference”。比如某个人生在黑人区，通过自己努力，做得不错，现身说法。

另外一个您说的，我们官方很多态度还是要改进的。以前我们官方有点不自信的毛病，后来一看怎么这三十年搞得这么好？

还有一个，那些批判性力量，他们已经成气候了，所以应该重视他们。成气候的媒体，应该把他们召集起来，对话。美国总统、国务院都有发言人，就是面对国内的媒体，通过对话，双方有个理解、默契。

另外，我们国家发展得晚了点，也是会有压力的。有一次我在看到网上有人说，“我们一搞民主就会像印度一样”。有另外的人说：“为什么我们要和印度比？为什么不跟美国比？”

胡锡进：参照系的问题。

陈方仁：对。我的意思是说，参照印度会比较合适。为什么呢？美国发展了多少年，两百多年，还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为什么我们跟印度比正确一些呢？因为我们三十年前基本上与印度在同一起跑线上。

胡锡进：现在主要一个问题，是民粹主义比较厉害。在舆论场上讲不了理。在今天座谈的这种环境中，大家很容易谈通，理性更容易占上峰。但在互联网上就没法说理，讲理马上会被吞没。

中国互联网舆论场又很特殊。其实这是一个非官方的舆论场，像农贸市场，自发形成的。有很多假的东西，确实也有很多真的。有一些在官方舆论场上没有的，应该是受到珍惜的。所以现在官方也很看重互联网舆论场，在这里找真的东西。现在官方整体开始重视互联网，把互联网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微博也是。如果只是批判性力量在那也就算了，现在官方重视舆论阵地，也进去了，反而把他们重要性提高。

互联网是中国唯一实现互动的舆论场，是个好现象。咱们中国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互动性不强，领导说，大家听，竞争没有这么激烈。

这是互联网好的一面。但如果由互联网主导中国社会，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它本来应该是起到附属、补充作用的。互联网是从西方引进的、学来的——整个媒体都是西方发明的。它与西方的社会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性。西方制度的大楼是你垒一块砖，我垒一块，互相卡着垒起来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一个楼直接盖起来的。舶来品与中国有天然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要逐渐磨合，在舆论中肯定要进行改造。

中国舆论，无论你是否愿意，最后肯定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路。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也在摸索。但有一样，西方说言论自由是媒体头等重要的——我认为是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或唯一的。当然，这也值得探讨。

在中国，媒体一定要发挥社会责任。您在美国呆很久，他们的媒体与政府是互相对抗的，而且是鼓励互相对抗的。双方在对抗中形成平衡，社会才开始运转。中国社会的根子不是这样。我们从根子上是共产党领导，有一些民主党派，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商量商量，尊重民主党派的意思，但主导者是共产党。

西方式的媒体操作如果带到中国来，从媒体，发展到整个社会治理，那中国且折腾呢。

什么叫中国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认为就两样。一是改革了交接班制度，这是真改了，十年一变。但这个共产党不说出来，实际上这就是改革。还有一个，社会力量的崛起。这也不是共产党设计的，市场经济、互联网技术，加上共产党的让步，社会力量逐渐崛起。这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对共产党形成了制约。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的政治改革。

媒体进入中国，肯定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化。如果完全按西方的一套来，那中国就要彻底改变。共产党下台，进行自由选举。完全自由的媒体，就意味着政治完全的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配合。

而我们政治上没有多元化，那媒体就一定会有限度。这个限度是社会的福利。具体怎么做我们《环球时报》也不懂，也在摸索。既要让共产党能接受，又要维护国家团结，还要为改革输送动力。接地气，把事实报道出来，既给共产党听，也给外国人听。我们刚才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环球时报》现在练着张我们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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