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西方“權力”觀不同導致了公平觀的差異。在西方人的視野裡，“權力”與“義務”是對等的。所以任何“權力”都是有邊界的。最終，在契約精神與民主制度的約束下，“權力”被關進了籠子。因此西方人對公平的著眼更集中於對規則的尊重，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總統也不過只是個職業而已﹔而在中國“權力”幾乎不受約束，因此中國人所追求的“公平”隻能集中於當權者的選拔過程，寄希望能選出個“好人”當官，而對於如何約束權力，中國沒有很好的辦法。

其次，政官不分的制度存在很大弊病。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政客與官僚之間是兩個有區別的群體。政客多集中於議會，政府首腦及內閣成員，這些人多由選舉產生，他們屬於職業政治家，而官僚也就是公務員，承擔政府的日常事務，並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西方的公務員本質上屬於國家雇員，多由考試錄用，其選拔方式，升遷路徑與政客皆有不同。因此，在西方社會，政界與官界之間盡管關系緊密，還是存在一定區隔，政界雖然也存在著兄弟議員、父子總統等現象，但百姓與政府打交道，多經由公務員之手，政界人士的日常工作並不直接接觸百姓，百姓眼不見心不煩，也就沒有被“堵路”之感。

中國雖然也有公務員制度，但中國的政官兩界沒有區別，所有的官員同時也都是大大小小的政客，因此“世襲”之風貫通上下。百姓放眼周圍，“世襲”現象到處都是，於是頓感問題嚴重。而本應該屬於公仆性質的公務員日益政客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服務質量，也加劇了百姓的不滿。

“官二代”現象本身並不可怕，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家族與學術世家一樣，其出現有著某種必然性 ，守法而又受過良好訓練的“官二代”合法從政，有利於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提升執政能力。從長遠來說，批評“官二代”從政，不如考慮一下如何將權力本身關進“籠子”﹔就眼前而言，要減輕人們對“官二代從政”的仇視，發揮“官二代”的積極作用，控制其消極的一面，盡快建立一個敬業的、職業化的公務員隊伍，把政官兩界適當區別開是真正的當務之急。

《聯合早報》5月29日報道 原題為：“官二代”與“二代官”

（作者劉佳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