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法國總統奧朗德以前從未到過中國，但在這次短短37個小時的訪問裡，他依然收獲了豐厚的訂單：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和空客簽署60架空客飛機訂單﹔核能巨頭阿海琺和法國電力與廣東核能集團簽署三方長期合作協議﹔甚至還有阿海琺和中國核工業集團簽署建造核廢料處理設施意向書。

法國漢學家讓-呂克·多梅內克說，奧朗德這次真的是賺到了，因為“時間都花在該花的地方”。法國《世界報》和《回聲報》也分別指出，與薩科奇2010年的兩手空空相比，奧朗德此行的收獲令人滿意。

因外國領導人來訪或中國領導人出訪而簽署的訂單，常被戲稱為“領導人訂單”，領導人訂單往往並非單純因經濟和貿易的需要簽訂，而或多或少帶有政治、戰略或外交策略的考量。

應該說，這種“領導人訂單”中外都有，甚至可以說，是西方工業化國家率先推行的，英國首相、美國總統都曾被本國媒體冠以“首席海外推銷員”的稱號，他們出訪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軟硬兼施，讓東道主簽署盡可能多的領導人訂單。同時為了表示友好、安撫、爭取支持或平衡，有時也會酌情在東道國留下幾份領導人訂單作為交換。某種程度上講，這幾乎可算是外交界的一種慣例。那麼，中國的領導人訂單是怎麼來的，為何又引起爭議？

“領導人訂單”，自古做的是人情

早在南宋，朝廷就開始和雲南地方政權大理國間開展的馬匹貿易，明永樂年間鄭和出訪船隊與“南洋”各國間的貿易，中國寧波和日本長崎間的“勘合貿易”等，都可以被視為“領導人訂單”的雛形。

例如大理國特使訪問南宋，推銷本國所產馬匹，盡管地方官指出，大理所產馬匹品種不佳，不合戰陣之用，但南宋朝廷卻出於安撫、拉攏和“不欲邊境生事”的目的，象征性地購買若干。明朝對日本的“勘合貿易”，政治、外交色彩更濃，至於鄭和下西洋，更是是“貴入賤出”，做賠本買賣，其目的純在於“柔遠敦睦”和顯示明帝國的富強國力。

然而這種原始版本的領導人訂單存在許多令人詬病之處。最令人不滿的，則是片面強調訂單的政治、外交屬性而忽視經濟屬性。

如鄭和下西洋歷經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許多國家，這些國家許多和中國有傳統的直接、間接貿易聯系，民間貿易原本有利可圖，但明朝片面強調“宣示國威”、“招徠遠人”，一方面把本可賣出好價的絲綢、瓷器、茶葉等以“友情價”半賣半送，不僅損失國家利益，還變相沖擊了本國民間商人的市場價格，另一方面，用國庫裡真金白銀買回的各種海外產品，許多根本不合用。史料記載，鄭和下西洋所“進口”的一些外國產品，如硬木、香料等，因國內用途不大，嚴重積壓，官方不得不將這些東西折價充作各級官員的“實物工資”強行攤派。

怪不得鄭和死后多年，明朝皇帝試圖再次啟動下西洋“工程”，驚恐萬狀的戶部官員竟把鄭和留下的檔案藏匿、銷毀，其台面理由主要是“政府財政吃不消”，不便說出口的理由，則是擔心“實物工資”攤派比例更大影響了自己的利益。但不論是哪個理由，中國古時候的領導人訂單重政治、外交而輕經濟效益，是造成這種怪現象的根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曾長期處於被封鎖、被包圍和被孤立的狀態。為爭取外交空間，領導人訂單的現象同樣常見。

如號稱“新中國非洲進口第一單”的埃及棉花訂單，就是在當時（1953年4月）並不急需的情況下為爭取埃及而簽訂的。此外，如毛澤東主席第二次訪問蘇聯時購買的米格-19戰斗機（為照顧“老大哥”情緒將需要和暫不需要的型號都購買了一批），周恩來總理訪問伊拉克時進口的椰棗（俗稱“伊拉克蜜棗”，當時中國並不急需），華國鋒訪問羅馬尼亞時訂購的散貨船（當時中國已能制造且質量、價格都不遜色）和細鋼筋（中國當時不缺，為避免進口散貨船空駛回國而訂購）都屬於這類情況。

除了有形的“領導人訂單”，還有無形的。最典型的就是援助和援建。改革開放前，中國在非洲、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援助、援建的許多大型項目，包括鐵路、公路、水電站、體育場館、政府辦公設施等，許多都是“領導人訂單”。這些項目不少起到了特殊的政治、外交作用，甚至為中國重返聯合國鋪平道路。但在當時中國自己經濟實力不強，國力、財力均不寬裕的情況下，這些項目在經濟上是並不劃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