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紐約時報曝光了未經授權的監聽計劃以后，國會對法律進行了修正以弱化情報監督法庭對NSA的監督，同時還將之前在布什執政期間很多不合法的竊聽活動也納入了法律修正案之中，使之合法。不像個人授權令，情報監督法庭現在能夠批准重大的，網狀授權令，（情報監督法庭直接稱之“命令”）。《衛報》披露的第一份文件就是情報監督法庭發布命令，要求Verizon（美國最大的本地電話公司、最大的無線通信公司，全世界最大的印刷黃頁和在線黃頁信息提供商。Verizon在美國、歐洲、亞洲、太平洋等全球45個國家經營電信及無線業務，公司在紐約証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遞交它所有客戶的日常電話通訊紀錄，包括本地通話紀錄。

　　國會本應該監督NSA

　　這是來自NSA局長凱斯.亞歷山大和其它國安局高官的第二個咒語。確實，當國會情報委會員在1976和1977年成立的時候，其重點是在保護公眾免受情報局濫用權力的監控。

　　但是，現在的情報委員會把時間和精力更多用在防止削減NSA預算而不是保護公眾不受NSA的侵犯上。因此情報委員會未能夠發現小布什政府未經授權的竊聽活動，也未能夠採取行動來制衡NSA收集公民電話和網絡紀錄的行為。

NSA、CIA竊取信息各有分工

根據情報消息，早在多年前，關於NSA和CIA究竟誰來實施“黑袋行動”（聯邦調查人員在未獲得搜查令的情況下，為搜集嫌疑犯証據所進行的非法或秘密的搜查）的爭論。NSA稱它負責通訊信息（即通信情報信息）的監聽，並且表示電腦硬盤驅動上的數據是很有價值的。但是CIA卻稱NSA隻負責“流動”（不在電腦硬盤驅動上的）信息，而CIA則負責“靜止”的信息。最后，雙方達成協議，決定讓CIA國家秘密行動處（National　Clandestine　Service）集中於竊取硬盤信息和在電腦中植入竊聽代碼，而NSA則通過一個高度機密的“定制入口組織”（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s）用網絡技術來竊外國的數據。

斯諾登本可公開發表他的意見而不必泄露機密文件

　　班福特表示，他曾經採訪過很多NSA的揭密者，並發現他們有一個共性：在他們試圖讓違法和不道德的操作行為引起高層官員注意的時候，他們往往感覺到自己的聲音被忽視。比如，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威廉.賓尼和一些其它的NSA高級雇員抗議NSA國內信息收集計劃，甚至試圖讓讓這些操作引起聯邦司法部長的注意，但是他們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賓尼公開在《連線》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向班福特表達出來。

　　然而，即使揭密者把他們的擔憂告訴新聞媒體，NSA也常常否認實施過這些監聽行動。賓尼指控NSA獲得了Verizon公司所有客戶的元數據，而且還連接了幾乎所有的網絡流量，對於這些指控，NSA對這些都予以否認。

　　但直到當前斯諾登揭露電話監控計劃和“棱鏡”計劃的是如何操作的，NSA才被迫全盤招供，承認一系列監聽計劃的存在和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