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之惡？

基於這些認識，再倒回來看看公眾對“棱鏡計劃”曝光后的反應，就不難理解了。

從美國媒體的民意調查來看，美國公眾對此事的反應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激烈，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抗議浪潮，遠比不上前年的“佔領華爾街”活動﹔同時，民眾對於曝料者斯諾登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有人認為他是揭露黑幕的英雄，也有人認為他是美國的叛徒。

至於白宮的請願網站（We the people）上呼吁特赦斯諾登的數萬簽名支持，不必太當回事。那個網站並非實名注冊，誰高興了都可以披著馬甲上去吼一下的，不久之前甚至還出現過“請求美國總統將豆腐腦的官方標准定為咸味”的請願，也差點突破10萬支持數的關口呢。

實際上，不少美國人還是很冷靜地看待了此次NSA的所作所為。換句話說，或許“棱鏡計劃”是為了保護美國、美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美國公眾就一直處於各種恐怖威脅之下，不斷有基地組織大佬發表錄像講話聲稱要再搞一票更大的行動，這恐怕並非虛張聲勢。而后，又有類似霍爾莫斯（在《蝙蝠俠》首映式上沖入電影院槍殺12人的嫌疑人）、察爾納耶夫（波士頓馬拉鬆比賽制造爆炸案的嫌疑人）之類的“孤狼殺手”出沒，給他們的正常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心理陰影。

而要預防、制止類似的恐怖襲擊再發生，一個可行的措施就是加強情報的收集、分析工作，從中提煉出有價值的線索加以追蹤。當然，這個過程也必然會殃及無辜，讓普通公眾的個人隱私和通訊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成了為保護大多數人而不得不共同承擔的代價。

類似的，在9.11之后，美國各機場都加強了對乘客的登機安檢，脫鞋、搜身、毫米波雷達全身成像，也是侵犯了公民的正當權益﹔但與生命相比，絕大多數乘客還是接受了這種繁瑣而咄咄逼人的安全措施。

總之，正如蹺蹺板的兩端，自由與安全往往是一對此消彼長的矛盾，在許多時候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取舍，以尋找一個微妙的平衡點。既要捍衛公民的自由權利，又要防止這種權利被恐怖分子所利用，是各國執法機構都頭疼的難題。

因此，一部分美國議員和媒體就認為，NSA的種種監聽，包括“棱鏡計劃”，都屬於必要之惡：就像是人生病了，藥總是難免有副作用，但不吃藥人就會死，所以還是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