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從？

對於美國民眾而言，“棱鏡計劃”本身並不可怕，真正的危險在於，倘若這種特權被一部分執法者濫用，讓公權淪為鏟除異己、竊取商業秘密的工具，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任何權力脫離了監督，都非常容易蛻變為怪獸而吞噬一切，NSA當然也不例外。然而，情報工作卻注定是必須以保密作為基礎的，隱蔽戰線的活動很難拿到陽光下監督。因此，誰來監督情報機構，就成了各國都不得不面對的難題。電影《國家公敵》、《諜影重重》，說的都是個別情報機構超越監管，發展成為社會公害的故事﹔而《1984》則把這種情況演繹到了極致，所有公民都生活在情報機構的陰影之下，個人的權利毫無意義。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對於情報搜集工作的監督，還是以內部的自我監督為主，外部以國會少數議員組成的情報委員會監督為輔。然而，這難免會被人質疑是小圈子裡的秘密，萬一權力膨脹還是有可能失控的。因此，“棱鏡計劃”曝光的最大意義，就在於提醒美國的國會和公眾，監視者同時更需要被人監視，改善監督體制才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大問題。

不管怎樣，眼下斯諾登事件還沒有解決，各方的角力也在公開、不公開地施展。美國司法部已經表示將立案調查斯諾登的泄密事件，從法律的角度說這倒是鐵板釘釘的事實，難點在於如何將斯諾登繩之以法，畢竟他本人在中國香港地區。

一種可能是香港地區警方抓獲斯諾登，然后引渡回美國審判，但考慮到政治上的種種因素，未必就能順利成行﹔另一種可能則是斯諾登逃亡第三國，像阿桑奇（維基解密網站創始人）那樣東躲西藏，俄羅斯已經向他伸出了橄欖枝（相反，英國內務大臣據說已經知會各個航空公司，請不要搭載斯諾登飛往英國，因為他肯定會被禁止入境）。無論是哪一種結果，有一點斯諾登是猜對了：

“我是不可能再自由地回到美國了。”

回顧美國二戰以來的諜報史，因為政治觀念不同而背叛國家、出賣機密甚至叛逃他國的情報人員並不罕見，而其中很多人所掌握的情報也遠超過斯諾登這個臨時工（嚴格地說，他不是NSA的雇員﹔NSA 把情報事務外包給了某公司，他是該公司的雇員，有點類似國內的勞務派遣工），所以斯諾登的出走想來不會給美國的情報工作帶來太大打擊。

但是，恐怕NSA會更加謹慎地管理自己的秘密了，特別是對於斯諾登這樣的非政府雇員又非軍人的情報分析師，也許會失去很多工作機會。

至於盟友的抱怨，更多的只是個形式而已，因為即便沒有斯諾登，大家也彼此心知肚明，情報工作的手電筒素來是既照敵人又照盟友的，甚至可能達成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彼此監視對方的公民，再交換情報，就可以繞開本國立法機關的種種限制。

對於其他可能被NSA入侵的機構、大學、公司和個人，抱怨顯然更是沒有用的，最好的辦法就是亡羊補牢，從技術上努力提高防御水平，保護好自己的數字邊疆。

順便提一下，“棱鏡計劃”這個名字設計得相當巧妙。一束白光，平淡無奇，但通過三棱鏡的折射，卻可以被拆分出七色彩光的本來面目﹔情報工作同樣也是這樣，在全世界每天龐大的通話、短信、上網信息交換中，需要將浩如煙海的數據按照一定的規則，以威脅程度、敏感程度作為標准分門別類，才能實現從中提煉出情報的目標。這和時下方興未艾的“大數據挖掘”技術是思路相通的，因此，大力發展數據挖掘技術，很可能就是未來情報戰的制高點，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以求得戰略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