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這方面，即便是得到最多資金與資源投入的城市大醫院，政府投入仍然非常不足。以2010年 廣州、深圳、香港三個城市的收支情況為例，廣州、深圳、香港三個城市的GDP分別為10604.48億元、9510.91億元和17841億港元﹔三個城市的醫療預算開支分別為 21.5億元、43.41億元和540億港元，三個城市教育加醫療預算開支佔稅收的比例分別為1.33%、5.48%和44.92%，內地財政對教育醫療的投入狀況由此可見一斑。相比之下我們太可憐了。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公立醫院不得不走向市場化，最終扭曲其公益性。

所以說醫改多年之后，我們仍然是如履薄冰，面臨著各種挑戰。

公立醫院要“三回歸”

經濟觀察報：2010年2月衛生部發布《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指導意見》，在全國選定了16個城市作為國家級試點城市，現在公立醫院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廖新波：首先是方向問題。醫改的大方向是非常明確的，要人人享有基本醫療，將基本醫療作為公共產品提供給全社會。具體的路徑在哪裡？仍然不知道。公立醫院改革試點仍在進行，並沒有完成任務。公立醫院是在帶著問題前行，但是怎麼前行依然沒有路徑，依然需要我們大膽地去嘗試。公立醫院改革正處於徘徊階段﹔

第二是尊重。美國醫改首先是征求誰的意見？首先是醫生的意見，醫生的意見決定了醫改的方向。如果我們制定的政策很多都是造成了行政倫理缺陷的，那麼這樣的醫改怎麼進行得下去？

第三，政府的責任是解決公平的問題，是解決最貧困人口的生存問題。所以，解決最底層人口看病的問題應該是政府的重要責任，不應該撒手不管。在美國，在解決貧困人員以及老人的醫療上，都體現了政府的責任。

除此之外，還有基層醫療的問題，我們醫改要“強基礎、建機制”。醫保的廣覆蓋是有水分和質量問題的，我們今后要解決。在某些地區出現了空殼衛生院，這也是要解決的。沒醫生的地方怎麼提供基本醫療呢？不能吸引人留下，又有誰去服務呢？這就是我們“強基層”要做的事情，我們要考慮如何吸引更多有志之士下到基層去。

另一個非常揪心的問題是，醫生的勞動價值怎麼體現？說起來很可憐，到現在為止醫生的勞動價值並沒有很好地被體現。比如說，過去幾年，我們的醫療費用在不斷地上漲，但是醫務人員數量的增長卻非常緩慢，這形成一個很大的落差。從服務金額來講，從工作量來講，門診量和住院量，是一條上翹的曲線，而醫務人員的增長線卻是平坦的。

經濟觀察報：通過醫改，公立醫院應該達到一個什麼樣的願景？有沒有度量的標准？

廖新波：醫改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回歸：一是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要回歸，公立醫院就是要體現公益，誰來體現？政府。二是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要回歸。三是尊重生命的理念要回歸。

在衡量公立醫院體制創新是否成功的方面，我認為有5項指標：一是醫療糾紛是否減少﹔二是醫護人員的離崗率﹔三是各級醫院的業務量以及疾病構成比﹔四是醫療費用的增長率與個人支付絕對數﹔五是政府投入與醫院負債率。

上述五項指標分別從醫患雙方的滿意度、醫護人員的積極性、醫療資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醫療保障程度和公立醫院公益性的實現程度等五個方面全面衡量公立醫院體制創新的成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