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各國實踐証明，用赤字財政和貨幣擴張來創造有效需求的方式並非完全有效，總量刺激之於全球失衡以及根植於各經濟體內多年“頑疾”的幫助十分有限。解決危機從來就沒有“速效藥”，各國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刺激，而是一場漫長且異常痛苦的經濟結構重建。這個世界需要經濟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而這對於已經深受結構失衡發展之苦的中國而言變得尤為重要。

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的突出表現就是政府對微觀經濟直接干預管制，以及對國有企業的隱性補貼，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對市場的替代和擠出，導致市場資源配置扭曲和信號失真。而在提供公共產品(社保、醫療、教育、住房)、構筑市場秩序和規則(法治、信用)方面卻出現了“缺位”和“空位”，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一樣增加了負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效率。

此外，凱恩斯主義帶來的經濟擴張不僅僅是政府過度干預，而是表現貨幣發行擴張需求以及負債水平的飆升。由於周期性政策依賴於高杠杆領域(特別是基建投資)來推動增長，同時私營需求仍然受到抑制，高於GDP 復蘇速度的杠杆增速難以避免。因此，從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及主要矛盾看，寄希望於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長期的不平衡已經影響到短期的增長，而為了支撐經濟增長背后的代價也過於沉重，以高負債刺激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克強經濟學”突破了以往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思維，而是從供給端主動發力，全面推進推動改革。

從“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到十八大后的“政府簡政放權”再到近期錢荒潮中的“鐵腕治理”，可以說“克強經濟學”的輪廓已經日漸清晰，巴克萊資本總結“克強經濟學”有三個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結構性改革。本質而言，“克強經濟學”就是圍繞“市場”、“供給”、“效率”、“公平”四方面實現中國經濟的重建。

應該講，“克強經濟學”並不完全屬於個人，其代表的不僅是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治國理念與經濟智慧，更是對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踐的總結與反思的結果。與過去說再見並不容易，這意味著無論有多難，無論前面還會遇到多大風浪，中國經濟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之路必須堅定地走下去。帶著陣痛加速轉型，中國的陣痛期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