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億元科級干部”池秀媚借貸案近日判決,瑞安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陳飛燕夫婦需償還池秀媚本息8540多萬元。池秀媚,原溫州市龍灣區民政局副局長,去年7月剛剛退休。1個月后,她起訴瑞安企業主陳飛燕,要求返還借款本金8493萬元及利息2208萬元。一個年薪八九萬的科級干部,竟能借出如此巨額資金。這起官司經網絡曝光后,引起極大關注,池秀媚也被網民稱為“史上最富億元科級干部”(7月3日《錢江晚報》)。

如果說,以往民間資本主要在炒樓、炒股或炒礦,在銀根緊縮、股市樓市不景氣的情況下,資本沒有去處,人們開始炒錢,錢變成一種商品。幾乎在一夜間倒退回16年前,毫無技術含量的金融騙局在正規金融機構和民間重新上演,銀行在高息攬儲,民間在炒資金。業內人士稱,兩大因素讓這些中小企業主躋身借貸領域,以實業為幌子,做資金投機的生意。不斷高企的民間借貸利率,讓放高利貸者有利可圖。

“溫州有兩個腫瘤,一個是高利貸,一個是高房價。”經濟學家辜勝阻如是說。曾經是民營制造業之都的溫州,一時成為“借貸之城”。眾多民間借貸的風險末梢和背后的資金網絡隨著一個個案件的曝光逐漸浮出水面——銀行資金固然有,其中更驚現“官銀”身影。比如,近年來發生的高利貸案中,溫州永嘉人施曉潔於2009年前后以高利率向社會籌集資金約13億元。據部分債主反映,這起集資案八成債主是永嘉當地有一定級別的公務員。

“官銀”參與高利貸所暴露的無疑是官員已經成為財富群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官銀”是官員資金在長三角一帶流行的俗稱。在施曉潔一案中,施曉潔夫妻所持有的資金中,有8個多億的出處賬戶的戶主都無法查找,要麼身份虛構,要麼人已失蹤。這從側面印証了“八成債主是公務員”的說法,更讓業界看到了“官銀”介入高利貸之深。而官員之所以選擇放高利貸,而不是其他的投資方式,恐怕正是考慮到曝光的風險或者相對於把錢藏在家裡、放到銀行裡,放到幽暗的投資環境下才是既有效益又最不容易暴露身份的方式。或許,也隻有這樣的投資渠道,才能避開制度監控和公共監督。

眾所周知,官員群體的收入在國民分配中並不佔據財富優勢,按照公開的工資標准,很難產生巨富的公務員。官員放貸的“官銀”從何而來?這是所有關注高利貸風波的老百姓最為關心的問題。而為了有效遏制官員參與放高利貸的行為,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引導和規范民間借貸行為,大力推動利率市場化,通過遏制民間高利貸的泛濫,為遏制官員參與放高利貸創造基礎性條件。另一方面,必須將官員收入置於陽光之下,以此來封堵公務員貪腐、洗錢、非法投資的渠道。唯有如此,才能切實防范“官銀”攪局高利貸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吳學安）